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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临行“撒米班”

留美临行“撒米班”

 

托福90-100左右,SAT 1800-2000上下,目标“前八十”的强校,申请材料已经寄出,除了等录取、准备入学外,还应该干什么?

许多学生和家庭天真地认为,留美真正的起跑,是在九月入学的时刻。差矣!如果那时才开始起跑,恐怕发现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从元旦前完成申请,到春天接到录取通知,最终在九月初入学,大致有八个月的时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整整一学年!在此之前,你想的也许只是怎么被录取、怎么应试。寄走了申请材料后,为录取该作的已经全作了,应试的压力没有了,正好可以集中精力准备如何适应美国的大学课程。你一周能读三四百页英文书吗?理解其中基本的社会科学概念吗?习惯如何批判性地分析作者的观念吗?当课堂讨论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深入到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关系时,你是否会晕头转向?知道读书报告怎么写吗?一连串问题要回答。中美教育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教育中一遍一遍刷题练就的本事,到了美国一无所用,而美国大学里要求的海量阅读、分析性思维、明晰的写作,中国的教育则完全没有准备。这八个月,正是跨越这一教育和文化鸿沟的关键期。遗憾的是,许多学生和家长,所忽视的恰恰是这个阶段。结果,许多托福90-100、SAT 1800-2000上下的学生,进了美国大学的“前八十强”,一年后因无法适应而被劝退。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本科比研究院难读。在研究院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专业。本科则立足于通识教育。即使学工程专业,也无法绕开美国史等基本的文科课程。恰恰是这些课程,成为许多中国学生的学业“杀手”。

留美临行强化课程,是针对美国本科课程的基本要求、以及中国学生的普遍弱点而设计,力图在七八个月的时间让学生们作好准备。其中最为核心的目标,是提高阅读能力,力争在留美前登上英文阅读的台阶,同时也帮助同学们了解美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知识,如宪政原则等等。在此基础上,通过讨论进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熟悉美国大学讨论班(Seminar)的授课方式。

撒米班

薛涌留美预科 撒米班

课程形式:网上“撒米班”(Seminar)互动的文本

学生和老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沟通,集体上课:老师每周布置阅读材料。学生必须自己先完成阅读,就其中的难点进行提问,然后老师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所有老师的讲解和学生的提问、讨论,都通过电子邮件中的“回答全部”功能达到师生共享。这样就形成一个学习、讨论圈,让学生们在网上尝试和演练美国大学中“讨论班”(Seminar)的学习方式【我们英文字头的谐音,翻译成“撒米班”】。规定的阅读材料,就成为一个“互动的文本”。这不仅要求学生在阅读上跟上进度,而且要积极参与提问和讨论,包括回答老师的问题,保证在和老师及同学的互动中把文章吃透。

阅读材料:从美国媒体的一些重要文章开始,逐渐过渡到一些较难的社科文章。媒体的文章,旨在帮助学生进入当今美国社会文化的“语境”,了解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各种讨论时所涉及的现实背景。社科文章,则旨在让同学们熟悉美国大学通行的思维和分析方式。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评价另一位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的经典文章,高屋建瓴地概述了二十世纪经济学说,乃社科入门之必读。阅读以精读为主要形式:每个生词都必须查字典、每个句子都要搞懂。每周从二三十页起步,数量逐渐增加,最终增加到每周五六十页。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开始阶段,媒体的专题和评论文章较多,后半程则经典渐渐增加。如果精读最终每周能够完成五六十页,那么距离泛读每周200页的标准就非常接近,应付美国强校第一年的挑战就比较有把握。

班级规模:五至八个学生左右,额满为止。

课程时间:2016年1月10日至8月10日

学费标准:19000元

临时插班学费标准:每月4000元

滚动报名,先报者优先入学。额满为止。课程开始后如有报名者,在课程仍有空席、学生有能力跟上进度的前提下,可按个案处理,以月份计算学费。

课程开始后一个月内退学,将扣除已授课部分的学费和占学费10%的行政费。开学一个月后,将不再退回学费。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可以选择一对一的课程。学费标准请参照“薛涌留美预科”的半年强化课程。

所有上课邮件中的文字,严格限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之用,属于老师的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不得外传。违反者将被开除学籍,并承担法律责任。

留美前被遗忘的家庭作业

希拉里.克林顿2015年初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她的宣言是: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Everyday Americans need a champion, and I want to be that champion.

这应该怎么翻译?

国内有的媒体报道是这么翻译的:“每天美国人都需要一个冠军,我想成为那个冠军! ”听起来,好像不是选总统,是参加奥林匹克。选总统要争每张选票,用的语言必是最简单、最大众化的。而这是中新社的文稿,大媒体。译者定是科班出身。怎么这么不对劲?

其实,champion 这个词,除了冠军外,还有其他常用意思,比如捍卫者,奔走呼号者等等。作动词时,大概用近年来流行的网上语言翻译特别传神,即“挺”,“力挺”。她的意思是,每个美国人都需要有人力挺,或者捍卫,即需要有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我就要当这样的人。

为什么大媒体的专业人员会闹出这样的笑话?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塑造的,甚至可能属于水平上乘者。在中国学英语就是这样,从小到大,一天到晚就忙着考试,勾题,背单词。真正的阅读经验很少。我今年教一组学生,SAT都在2000分以上,也都被“前五十“级别的美国名校录取了。但翻译这个champion词,全犯同样的错误。其实,知道这个词的多重含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恐怕大部分不靠背单词,也没有查字典。就是见多自然明白。说到底,要把背单词、准备考试的时间多投入点在阅读上,这个词很可能就无师自通了。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我戏称为“背单词后遗症”,闹不好会折磨人一辈子。这也很能透视出中国学子留美学业准备的缺失。留美,就是去美国读书,不是去美国考试或背单词。准备了半天,单词背了,考试也考了一大堆,但会读书吗?这个问题,很少有学生和家长问。

我曾提出,留美的先决条件,是一周具备阅读200页英文书籍的能力。可惜,几乎没有听说一个学子出国前在这方面自我检测一下。我这个说法提出后,许多在美国留学过的人士指责我低估:实际应该至少是四五百页。对此,我并不否认。我只是觉得,有每周读200页的实力,至少面对四五百页的阅读量还有望糊弄过去。如果选理工课程多,200页也就差不多了。可惜,即使这个打了折扣的最低限,在很多人看来还是危言耸听。

另外,关于美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基本知识,出去前最好理解一二。我的许多学生,自以为很了解美国,因为特别喜欢看美剧。网上许多小年轻,也根据美剧大谈美国如何如何,觉得自己已经很懂。这如同西太后靠看京戏治国一样荒唐。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那些白天在家看美剧的,多被认为是无事可作、教育程度低、无处打发时间的“输家”。去美国读书,看美剧练练听力未尝不可。作为文化上的准备,则是大错特错。

我是很实际的人,一直认为:要留美,考试关不可不过。但最基本的考试就是托福、SAT这两个,而且有了差不多的成绩大致就可以。如果还有余力,考一两门AP就算锦上添花了。不能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对付考试。要有时间经验一下中国的社会,有时间进行大量的、无功利目的的英文阅读,有时间思考。现在许多留美学子接受大学面试,人家要求谈谈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怎么影响了自己,居然无话可说。这样还想到大学参加课堂讨论吗?

总之,留美是年轻人成长的一步。但是,为了留美,把一切都停下来,搞得自己没有时间成长,那就还不如走别的路。

 

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国化

我有位学生, 因为表现太出众,导致我要打电话给家长探究她的底细。这才知道:她一直是学校头名学生,而且成绩特别稳定,本应上北大清华,可惜高考时鬼使神差地发挥失常。因不甘心读二流学校,匆匆准备留美,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考SAT,成绩过了2000。但高考失利使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总觉得自己那个地方不行会再被刷下去,紧张得不行,于是不停地计划:重考两次SAT,学几门AP,一下子又进入了临阵前的紧急应试状态。

这种恐慌心理,遍布了中国的所谓“留美党”。其中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求越来越高,几年前SAT过2000还可以,现在不行!要再高些,要AP,要许多其他考试,于是层层加码。我有一个学生,申请已经递交,又报了九门AP,还要通报给所申请的学校。我最终告诉他:一门AP,相当于大学的一门入门课。大学一年两个学期最多就选十门课。九门AP就是一年的大学课程。你一个高中生,还有这么多普通功课,一口气选九门靠谱儿吗?我女儿所在的高中,属于美国顶尖的公立高中,但高中高年级的学生,最多也就选两门AP,多了老师会劝阻,怕孩子吃不消。这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学习精神,固然难能可贵,但怎么能令人信服呢?作为一个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人,当我听说你一年选了九门AP时,我本能的反应不是钦佩你的能力和精力,而是怀疑你是否能够深入学习任何东西,是否都是蜻蜓点水,是否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学校未必就会因此对你有什么好印象。

也许,这是个极端的例子。我这位学生也确实是个SAT几乎满分的学霸。但是,这种超人精神,弥漫在整个“留美党”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特别吃惊,那么多孩子:十六七岁就已经参加了那么多考试,并还要计划再考许多,重考许多。不是因为痛恨中国的“应试教育”才要出国吗?但留美的应试热度,并不比高考低。

为什么?其根本原因,还是大家用中国的高考心态对付留美。一位资深的美国教育专家这样概括:“中国的高考制度,是找个理由把你刷下去。美国的大学申请制度,则是找个理由把你拉进来。”这话当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进常青藤,竞争的激烈程度仿佛中彩票一样,人家甚至不用找个理由就把你刷下来。但是,次一级的学校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学,至少有七八十所。我甚至认为:在这个等级上,美国高等教育有点产能过剩,找到有一定水平、又支付得起学费的生源并非那么容易。你在中国的高考体制中也许是个丑小鸭,申请这个层级的美国大学时,只要成绩靠谱、战略得当,就可能发现自己原来是位公主,追求的人还真不少,有时你都不知道该跟谁走了。所以,我劝那位没有进北大清华的优秀学生:美国这个层级的大学,教育质量大多超过北大清华。有几个学校可能拒绝你,但同等水平的学校很多,最终肯定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莫名其妙的恐慌,来源于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情况不了解,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有些故事就越传越神。不错,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都要出国,竞争激烈了。但是,美国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增长速度恐怕更快。所谓申请越来越难、SAT要求越来越高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SAT本来就不是大学入学考试,没有什么录取线,SAT的平均成绩或中等成绩几乎每年都公布,各校录取学生的有关成绩也都有案可查,多少年来都出奇地稳定。怎么可能两年前2000分还可以,现在就不行了呢?

真相是什么?托福过100,SAT过2000 ,这些都已经是非常优异的成绩。 进“前五十”的机会很大。万一进不了怎么办?那就进“前六十”、“前七十”。问题是,中国的家长往往不相信凭这个成绩能进“前五十”。如果进不去,就恍如世界末日。其实,“前五十”这到心理门槛,是中国人自己定出来的。美国人全无此概念。你问美国教育界人士:第六十几的大学和地三十几的哪个好?他们多半回答不上来,觉得名次很荒唐,最多会说各有所长吧。中国的高考塑造了分数线、一本、二本。这些已经内化于中国人的意识深层而无法自拔。美国大学申请没有这些。于是,中国学生和家长们就自己发明出来这些,强加在美国高等教育上,然后用来吓唬自己。还真有些家长,被吓得夜不成寐。

留美孩子要先进入中国社会

如果你想让孩子对留美有充分的准备,首先就要减负。扛着高考和SAT这“两座大山”,孩子会在压力下迷失、甚至垮掉。减负的关键,还是比较早地确立目标,在学业上有所取舍。从这个角度说,脚踩两只船,不如早早并入“单轨”,专心致志地准备留美。

我的意思,绝非让孩子放弃有关中国的知识。从成长的角度看,十三到十八九岁这段青春期,是一个人心灵最敏感、思想最敏锐、吸收能力最强的时期。孩子要在这个时期思索人生、认识社会。如果生活在中国的环境中,当然必须积极和这个环境互动,而非与世隔绝、躲入另外一个语言中。我的一位小朋友,当年是杭州外国语学院的头名,去芝加哥大学读本科,又是物理系头名,毕业后被美国八个顶尖的博士课程录取,最后拒绝了哈佛、MIT而去了斯坦福。看看这种超级学霸准备留美时在干什么?他带领同学进行社会调查,写了厚厚一本调查报告,虽然很幼稚,但一眼就能看出其中一颗青春向上的灵魂。他一度想学农业,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最终虽然阴差阳错钻进理论物理,但青春期时认识社会所获得的使命感,对他一直是个激励,使他学什么都特别快。

这位小朋友,让我想起自己的青春期和大学岁月。我在文革最后时期懂事,接触了许多社会的“阴暗面”,立志“改造中国”,并研读历史,试图探索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许多家长很实际。觉得孩子这么海阔天空地不切实际,会白白浪费时间,耽误自己的前程。他们并非全无道理。回头想想,自己当年那番“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一点实现的影子也没有,如今跑到美国教书,早就放弃了。这岂不是个失败者?当年花那么大精力钻研的东西岂不都浪费了?

然而,这些家长忽视了一个学习心理的问题:当一个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青春期的孩子心中扎根时,这孩子一夜之间仿佛就变成了个超人,干什么都有目标,学什么都快。因为他们是带着问题去学的。在我那非常实际的父母眼里,我初中毕业时功课一塌糊涂,高中后整天就知道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典型的败家子。他们恐怕至今也不理解:这么一个家里最不成器的孩子,两年后居然在北京高考中名列前茅,简直“光宗耀祖”了。这里,动机是一切。而动机,是成长的产物。有了动机,就总能带着问题去学。这种“问题性”象个大书架,帮助把庞杂无序的知识象书一样归类,使用起来有头绪。学霸之所以“霸”,在于他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意识结构”。这种结构不仅随时对所接触的信息进行整理归类,而且还会创造强烈的知识饥渴,主动去索求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在这种状态下读书过目不忘,也就毫不奇怪了。所以,家长给孩子提供条件认识社会,会刺激孩子的成长,学业上也会一日千里。不要把社会活动仅仅当成一种申请大学的资历。这是养育孩子智商、情商的沃土。

计划送孩子留学的家长,如果把孩子关在门里刷题,等于阻断了孩子正常地和自己的生存环境互动的过程,甚至可能导致精神残疾。我就接触过许多这种刷题出来的孩子。看他们的SAT成绩,真是挺吓人的,英文实际能力也不错。但是,他们谈吐贫乏无味,简直就和没脑子的人一样。在日益流行的大学录取面试中,这些人麻烦特别大。更重要的是,进了大学后,学什么都慢。因为他们脑子里缺乏“问题性”,缺乏社会敏感,缺乏整理、索取信息的“意识结构”,根本感觉不到所学习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只是没精打采地拿分数而已。他们因为刷题而跳过了一个人生成长阶段。在下一个阶段就一步也迈不动了。

真决意留学,就解除了高考的枷锁。我的意思绝非放弃学校的正常学业。相反,我鼓励学生们在学校和社会中多投入。真碰到有意思的东西就去钻研。但是,此时的学生再不必去刷题,再不必死记硬背五六遍、一定要把90分提高到99。学生应该感到一种解放,从此为了知识、兴趣,而非为了分数而学习。这样可以花很少的功夫,学到很多东西。一句话,如果学生还在中国读书的话,留美不是脱离中国社会的借口,而是进入中国社会的动力。抛开成长的问题不说,这些学生日后可能回国,可能在美从事和中国有关的事业。青春期时期对自己的社会的理解,往往是一生的本钱。

孩子身上的“两座大山”

留学热带来了教育的多元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这种多元化也带来了过去没有面对过的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教育内容上叠床架屋,给孩子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大家要意识到,真正有收获的留学,是文化上、语言上、知识上的巨大挑战,按说只有最精英的人才有能力迎接这种挑战。现在留美成了可以购买的产品,自然阿猫阿狗都可以出去。但这也无法掩盖留学这种具有高度挑战性的本质。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从小就给孩子进行准备,特别是到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全力准备。这比起那些拍拍脑子就送孩子出国的家长来,已经迈进了一大步。

问题是应该怎么准备。与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孩子机会多了不知多少倍,压力按说应该小不少。事实上,一天到晚打游戏的孩子比比皆是,也都整天嚷嚷着留学,家长照样埋单。这些人就暂且不论了。不过,那些积极上进、有出息的孩子,恐怕比我们当年拼高考时压力还大,因为他们往往都扛着“两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以高考为导向的普通功课。这已经相当繁重。我接触了许多学生和家长,即使在国际班里,也不可能对“高考轨”上的要求全然不顾。教育部规定的一些课程必须完成。这就分走了许多精力。“第二座大山”,当然是留学。比如我的许多学生,他们的SAT成绩,往往比他们最终所进的大学的美国学生的成绩要高,或者平起平坐。非母语的学生和母语的学生打平或胜出,这需要多么大的努力?!

孩子们不仅要扛着这“两座大山”,而且家长和老师们还在这两座大山上不断加码:在班里的普通功课中要名列前茅,在SAT上要击败美国人,甚至还要考AP。孩子能扛得动吗?可以说,这些不仅是超人的要求,而且属于非人的要求。孩子不被压垮才怪呢。

我在教学中就碰到许多这样的问题。比如,某个学生学习了一段后刚刚上路,马上告假,说有中考,或者什么别的考,课程只好中断。一次两次也许还可以,但这种事情出现的太多,教学就无法达到目标。有家长报告,所谓准备中考,就是一遍一遍地刷题。哪怕家长明确告诉孩子“考试成绩不重要,反正以后是去留学“,但孩子受不了排名下降后同学和老师的目光,非刷题不可。还有些学生身在国际班,要应付国际班的种种无理要求。比如,有的国际班定下规矩,人人考托福,然后根据托福的成绩分班。每个学生都要背托福词汇,一天一百个,背不会不准回家,结果被关在学校到晚上十一点以后。有个学生,程度明明还不行,但必须遵从国际班的要求上几个AP课程。我警告家长:这种程度上AP实在揠苗助长。家长则说:这是学校的统一要求,学霸学渣一锅烩。

孩子肩负着这“两座大山”的“不能承受之重”,表现差强人意是很自然的。这只能加剧孩子的压力和家长的焦虑。结果当然就是督促孩子再拼一拼。这样循环下去,孩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我的学生中,一年考了三次SAT的就有好几个。其中一个第一次考过两千分。在我来看,这已经“够了”。但他心里不踏实,居然连续又考两次,不幸反而跌倒两千以下,信心受到极大打击,意志消沉。我曾非常震惊地质问家长:中国没有SAT考试,要考就得去新加坡、香港。这么折腾一次要花多少精力和金钱?值得吗?假设每次考试要用两个月不停地刷题备考,一年三考,半年多的时间就没了。这样还有时间学什么呢?

我是从自己留学、在美国大学教书二十多年的亲身经验中总结出了一套课程体系,希望用来帮助这些年轻学子进行必要的留学准备。况且,让孩子投到我门下的家长,都非常认同我的教育理念。然而,即使是这些家长,最终也往往“投降”:“薛老师,没办法,孩子要忙考试,停一段吧。”我转念一想也对:孩子每天这个考试那个考试,处于紧急状态中。我这里没有考试、没有分数,目标是几年以后的事,不牺牲我的课程牺牲什么呢?这样七停八停,最终该准备的东西反而准备不好。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大家都想留学,而且都在为留学疯狂地奔忙,乃至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准备留学了。在美国的大学里,我碰到一个眼看要毕业的学生,他居然跟我说:“老师,我们出来前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学英语呀!”

家长的关键性角色

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鼓点越敲越响。让人不禁想起2008年她的一段竞选广告:夜深人静,美国人民都在熟睡。突然白宫的电话铃声响起。世界有大事发生。广告问选民:谁接这个电话你最放心?

这大概是2008年大选最戏剧化的电视广告。意在凸显经验丰富的希拉里对初出茅庐的奥巴马的优势。当然,这也反映着总统责任之重大。也许半夜三点,世界就突然进入了紧急状态。

其实,白宫半夜三点的电话确实响过。那是在1978年。但是,这个紧急电话不是关于核战争或任何重大突发事件,而是力图开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要求向美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当时,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Frank Press率领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在见邓小平时,随团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主席Richard Atkinson还特别问起:如果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你是否担心这些学生会“叛逃”。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对西方充满警惕。没有想到,邓小平要求美国立即接受七百名中国留学生,并在未来几年内接受几万名。美国人当场就被雷晕了。Frank Press觉得情况紧急,半夜三点钟打电话把卡特总统叫醒,要求他批准这七百人的计划。据说卡特当场答应了以后,似乎人还没醒过来。

这是傅高义的《邓小平传》中记下的一段佳话。如今,中国的留美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8万左右。留学,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中的核心公共话题之一,而且这个话题只会越来越大。这体现了全球化在教育上的表现,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准的全面提高。不过,从几千三到接近三十万人,留美已经成精英走向平民,带来的挑战也非常之大。

留美热从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一大变化,就是留学的低龄化。过去留美的,主要是研究生;现在则是大学本科生,甚至高中、初中的小留学生也迅速崛起。这就给留学准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我个人九十年代初留学,属于“老一代”留学潮的末班车了。在那个时代,出去读博士的比较多,年龄也比较大。许多人快三十才出去。我个人进入耶鲁研究院时则已经34岁了。那时学外语的条件不比当今,在英语方面的准备相当不足。但是,美国的研究院注重专业,不象本科那样讲究通才教育,你可以躲在自己的专业中,回避许多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另外,出国时年纪大,人成熟不少,准备的时间也长一些。更何况大家多是拿全奖出去,选拔很严,出去后适应能力自然比较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到那个年纪出去,大家多多少少练就了点“看家本事”,有一技之长,能够为校园作出贡献。记得有一次上讨论班,明明是我没有读完指定阅读,心里很虚。轮到发言时就急中生智,抓住作者的主要论点,用一大堆中国的例证对之质疑了一番,老师和同学居然听得出神,大大出了一通风头。

现在的小留学生,情况迥异。首先,美国的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你数理化不管怎么好,也要选不少文科课程,赶上些美国史之类的必修,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很难绕过去。另外,这些小孩子在国内还没有读大学,缺乏社会经验,更谈不上什么一技之长,到了那里难以通过“发挥优势”来出人头地。美国的学校招收外国学生,除了挣学费收入外,一大动机就是增加校园的多元性。具体而言,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中国文化的规则和价值是什么?好的大学,希望有些中国学生作为活范本,让美国学生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可惜的是,许多小留学生,在国内一味应试,不了解社会。我曾教过一个孩子,连“盲流”、“鬼城”等等都不知道。关于中国,他们反而要听读了《纽约时报》的美国学生给他们讲。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听,因为他们往往和美国学生没有接触。这样,他们对于校园文化的价值,就基本丧失了。

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年龄太小,准备留学的时间短,不仅自己没有“中国经验”拿到美国“兜售”,更缺乏必要的语言和文化基础接受美国文化。我们当年出去读研究院,都是自己准备,象个拓荒者,整个过程非常独立。当时的家长绝大部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更不用说留学了。好在我们那时二十几三十岁,有独当一面的成熟读。现在留学年龄一降问题就来了。毕竟,留学必须进行长线准备。18岁出去,准备过程至少五年上下,也就是从孩子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开始。为成熟的孩子自己无法进行长期规划,自然凸显了家长角色之重要。

可惜,现在的家长,虽说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但真有留学经验的,特别是有成功的留学经验的,还是绝对少数。包括我在内的这整一代留学生,即使很成功的,有的也是研究院的经验,很少有在美国读过本科的。目前国内的中小学虽然开设了不少国际班,但老师们大体也是如此,基本没有留学经验。结果,大家准备留学,往往道听途说,盲目跟风,弄得孩子无所措手足。

可见,留学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家长的问题。家长为孩子规划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孩子的成败。而缺乏经验的家长,在这些方面问题又特别多。这里,我们不妨谈些最常见的问题。

【薛涌留美预科】将引入美国史课程

【薛涌留美预科】将引入美国史课程

“薛涌留美预科”仍然以全面为留美学生进行语言和学术准备为宗旨。在这个框架中,美国史将成为我们核心的教程之一。

为什么要读美国史?

从最实际的角度看,美国史是“美国英语”的基础。SAT从2016年开始全面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的经典大量进入考试。这些经典,如《独立宣言》等等,无不镶嵌在美国史的框架中。对美国史无知,连语言测试都难以通过。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美国史AP考试。遗憾的是,大量AP历史课程的培训师,并没有经过历史博士课程的训练。AP是大学低年级课程。这种大学基础课程,都应该由有博士训练的教授讲授。我希望以在大学历史系十多年的教学经验,促进AP美国史教学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即使对于那些不考AP美国史的同学,留美前读一遍美国史也十分有必要。在许多大学,美国史属于必修课程。哪怕学工程也绕不过去。因为美国史的许多内容对美国学生早就属于常识,他们在中小学已经系统地学习过,所以大学级别的美国史课程起点甚高、细节繁复,对外国学生来说尤其难。美国史往往成为中国学生的“杀手”。AP美国史的普通教程,如American Pageant ,就有1100多页,而且是大开本,阅读量奇大。大学里往往还伴随大量参考材料。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许多中国学生大一就败在美国史上。

许多同学,看到诸如American Pageant 之类厚厚的教科书后,哀叹美国史永远学不会。但是,这恰恰是留美不可逃避的挑战。在我看来,哪怕出国前把这种书学一半,至少对第一学期的美国史课程大有帮助。而留美第一学期恰恰是中国学生最大的难关。如果第一学期GPA太低,就会影响整个大学的GPA,对日后的前途形成巨大障碍。

美国史对于留美的这种关键性,有着深刻的原因。对于那些立志在美国打天下的同学,美国史是一生事业的基础。比如,联邦权力和州权的关系,乃贯穿美国史的主脉。这并非抽象的历史问题,而是渗透在当今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这个问题不了解,有时打官司连去哪个法庭都不知道。美国史,实在是进入美国社会的门径。

学习美国史,需要多长时间?一般来说,课程设计是一年。但这是对美国学生的。中国学生最好把一年的课程拆成两年。否则压力太大。

我因为职业原因,接触教科书的机会比较多,比如American Pageant和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Promise等等。这些书往往都是大开本的1000多页,相当于我们普通书籍的2000多页。一周的阅读量,大致是普通开本的50页左右。这确实是普遍美国大学历史基础课的阅读量了。中国的高中生尚不具备这样的阅读能力。所以,能早开始尽量早开始。如果不能早开始,就能读多少读多少,总比不读好。

暑期美国史撒米班

暑期美国史撒米班 到美国读本科,美国史很难绕开。美国的大学注重通才教育。不管你学文学理,都有些基本的必修课。这些必修课中,理科方面相对容易对付。因为中国学生这方面功底比较好,美国学生则比较差。同时,理工科上的语言文化障碍非常少。问题主要出在文科课程上。文科的难度,又以美国史为最。

究其原因,是在美国学美国史,起点太高,文化隔膜太深。比如美国史开始就涉及宗教改革,引出一大堆关于天主教、新教、清教的基本知识。美国人信基督教的,在总人口中占70%以上。这些宗教知识早成了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人学美国史,很多常识不会从头讲。况且,美国学生在中学高中时期都系统地学了美国史的课程。中国学生在这方面一片空白,再用人家的母语在这个领域去拼比,怎么可能不“输在起跑线上”?

“薛涌留美预科”引入美国史的系列课程,就是针对这一问题。

美国高中的AP美国史,是一年的课程。暑期大致只有七周的时间,只希望能够引学生入门。我们尝试开设撒米班,即网上讨论班的形式,给学生提供一个“尝试”美国史的机会。七周课程,最多能讲七章,实际上大概能讲四五章就不错,要看学生的程度。这主要是美国史开篇的几章,内容覆盖殖民地时代,一般不会讲到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建国。所以,严格地说,这是“美国前史”。

这一历史时期非常重要,在AP考试和日后的大学课程中,都不能掉以轻心。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这段历史也很难把握。首先,这段历史,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的基因”。很多当今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比如,为什么美国人对联邦政府那么不信任?为什么在政治文化上南北那么截然对立?为什么美国的地方市镇、州的权力那么大、那么独立?这些当代问题,必须回到殖民地时期的经验才能理解。另外,这个阶段北美的一切发展,都必须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才能理解。比如欧洲的大国竞争、新教改革所引发的宗教冲突、西非的奴隶贸易等等,都直接塑造了北美殖民地和后来的美国。

美国史难,难在起步。暑期课程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学生经过暑期的“品尝”,对学习美国史的难度、兴味等等,有直接体验,可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另外还需注意:留美最大的挑战,是在第一学期开始阶段。那时初来乍到,晕头转向,语言也不过关,很多意想不到的危机要对应。美国史开始这几章,基本就是这个时期所学的内容。事先有所准备,等于为“青黄不接”的时期进行一些积累,说不定能救燃眉之急。

时间: 7月12日—8 月30日(七周,周四学时)

价格: 4000元

最低班级规模:4人 (需要达到基本人数才开课,否则退化学费)

因撒米班不是一对一课程,需要遵守大部分同学的日程,时间比较固定。因为集体项目,一经开学,学费恕不退还。 如有需要灵活日程的同学,建议参加一对一课程,价格比照暑期魔鬼阅读训练课程价目。

你为什么要进行“暑期魔鬼训练”?

新版SAT直言不讳的目标:惩罚应试者!这证明了“薛涌留学预备课程”一贯原则的胜利:教育不是培训,读书不是应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英语阅读水平、通过原版文献吸收知识、提高理解力和分析力。即使是那些在应试道路上“死不改悔”者,如今也不能对我们的课程掉以轻心。

放眼2016年的新版SAT,我们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就是今年的“暑期魔鬼训练”。

留美学子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课程?

薛涌大概是唯一为中国学子讲授留美预备课程的美国大学教授。对许多学生入学前准备不足有亲身实感。他是九十年代的老留学生,在阅读挑战巨大的耶鲁大学历史博士课程中,有一番个人的挣扎以及许多“过来人”的经验。所以,课程设计非常有针对性。特别能够帮助中国学生在头两年渡过许多文科必修课的难关。

而更为切近的,则是准备几乎成为留美必须的SAT。在SAT的各项中,“批判性阅读”最难、提高最慢、也最被各大学所看重。SAT的应试技巧,通过两个月集训就可掌握。根据美国权威的调查,应试培训所能提高的SAT成绩幅度一般不超过2%。在800的总分中,2%不过是16分。真正决定成绩的,还是阅读实力。实力是500分,应试培训帮你提高2% ,那就增加10分,成绩达到510;实力是600分,2%就是12分,成绩达到612。所谓提高50分、100分等应试培训魔术,不过是些广告术,已被大量的调查数据所戳破。

2016年SAT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瓦解应试培训的效力,使这2%的提高也难保证。更有甚者,SAT改革已经明确宣布:《独立宣言》、《联邦党人文集》等“美国经典”将进入考试。对这些内容,中国学生非常陌生,常规培训也从不覆盖。比如,要了解《美国宪法》,就必须知道《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联邦”和“邦联”(Confederation)的区别。可惜,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对《邦联条例》听都没听说过。这还谈得上什么理解?

我们的课程,从阅读的语言技术性问题入手,深入到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历史背景,学习的不仅是语言,而且包括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通过“批判性的阅读”训练分析思考能力。阅读内容包括《SAT改革内幕》、《收入的阶梯》等一系列讨论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问题的长篇报道,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谁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社科入门读物,还有一系列美国史上的经典。这不仅为同学们应付SAT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迎接文科AP考试也大有帮助。要知道,AP考试近来风行美国高中,在大学申请中越来越重要。一向偏重理工的中国学生如能在文科AP胜出,申请时自可先声夺人;进入美国大学后,面对学业压力也应付自如。为此,对于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生,我们考虑在课程中加入若干美国史的阅读材料。

薛涌:我为什么要求学生翻译

我为什么要求学生翻译?

 

第一,  翻译最容易帮助老师看出学生理解上的问题。

翻译是老师对学生的状况和程度作出“诊断”的最有效办法。

 

第二,  翻译帮助学生走出似懂非懂的状态。

我大学时曾读过一个故事:一位年轻人被录取为世界顶尖的海洋生物学家的博士生。他不敢相信自己有如此运气,兴冲冲地到教授办公室报到。第一次见面,教授给他的任务是观察实验室鱼缸里的一条鱼,记下其主要特点。这位年轻人半小时就观察完,跑去汇报。教授说他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看到,不合格。他回去再观察,格外留心,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但教授看了笔记后,仍说他不得要领,必须继续观察。结果,他花了几天时间观察那条鱼。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就是对着鱼写生。一旦画起来,马上发现许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特点。翻译,其实就类似这个观察过程中的写生。

 

第三,  应试教育,造就了中国学生的许多毛病。这些毛病已经成为本能,非常难改。

比如,考试就是为了得分。有不懂的地方,要猜,要掩饰自己的无知,大面上看得过去就可以。这套应试习惯,被带到阅读中来,为害甚大。有些学生,当碰到不懂的地方时,不是主动去向老师暴露自己的无知,不是主动求教,而且猜一猜,躲过难点,掩饰自己的问题,企图含含糊糊蒙混过关。明明不懂,还要装得差不多懂了。这一套开始是用来骗考官、骗老师,久而久之,形成本能,开始骗自己。弄得明明不懂,还觉得自己懂了。这好比去医院看病,病人不仅不告诉医生自己的症状,而且要装得什么事情也没有,生怕医生看出自己的问题。

具体地说,中国学生读英文,不懂的地方就去猜,而猜的依据是自己脑子里已经有的一些概念和知识,最终以自己的观念解读和扭曲文章的意思。英文写作恰恰相反:作者必须提出新见解、讲一些过去人们脑子里没有的东西,挑战读者脑子里的陈见;否则文章就没有价值、甚至不能发表。但是,许多中国学生就是习惯于凭借脑子里的陈见去猜那些试图打破自己陈见的文章,结果自然会背道而驰,即把作者的新思想扭曲成自己脑子里既有的陈见。这样就形成了刀枪不入的思想封闭。在这种习惯下,学生也许多了多年书,但是总是用旧识拒绝新知,什么也学不会。

 

第四,  翻译使学生没有这种不懂装懂的机会。

有些学生可能抱怨:翻译太花时间。其实,如果对文章领悟透彻,把领悟的东西写出来,就象写短信一样轻松。这确实要花些时间,但不至于太多。许多学生怕花时间,其实不是怕写那几个中文字,而是怕花时间把文章搞懂。他们不懂装懂地瞎懵惯了。那样当然省时间。但是,真正把貌似简单的东西搞懂,则非常费时间。这是死功夫、笨功夫,无捷径可走。你如果不肯花时间解决自己碰到的疑难问题,学多久也什么都学不会。

 

第五,  翻译不是翻个大概意思,不是意译,不是追求文从字顺,而是直译,即把每个字、每个语法结构的意义都翻译出来,哪怕翻译出来的中文疙疙瘩瘩。

有些英语文辞中的省略,如果在译文上需要交代,就放在括号里。文章的某一句中究竟省略了什么,一般通过上下文即可判断。有些学生,经常把作者没有写的东西加进去,全凭自己的想象和猜测。这种习惯,在美国有可能被视为造假,万不能养成。总之,翻译的目的,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地理解文本的每一个细节,也帮助老师诊断学生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最好的方式,是用一个完整的文件翻译,一段英文,一段中文翻译。一段一段地英中对照,便于老师批改。作业完成后,文件名称要包括文章标题和学生姓名,用附件形式寄给老师。便于老师存档查找。

 

 

留美临行“撒米班”第二期

去年撒米班因筹划太晚、学生不够而流产。今年的撒米班则有两个意外:第一,报名学生人数超出预想,现有班级爆满。第二,许多同学因在忙申请等事宜未能及时报名,现在才来敲门。应这些同学的要求,特别开设第二撒米班。课程短一个月。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撒米班的最高级,是两位SAT满分的学霸。如果有满分或接近满分的学霸有意加盟,我们仍然欢迎。

普通撒米班,则是由2000分以上的学生组成,1月10日按时开课,已经爆满,再报名或需另开班。那些分数不到2000的,比如在1600-1800左右的学生,跟着2000分以上的学霸一起学习恐怕吃力。起步晚就更“输在起跑线”上了。如果现在还想起跑,我们安排新课程,大约2月10 开始,到8月10日结束,学费标准18000元。

按说,SAT成绩越低,此时越需要补习准备。比如SAT在1700左右,被前90的大学录取不难。但进去后怎么办?英语阅读将会是场大灾难。但从我班上的情况看,越是高分的学生越有紧迫感、越要跟我学。SAT满分的学生总共没几个,99.98%(主要是美国考生)都拿不到满分。我居然收了两个。另外,许多SAT在2000-2200 的也纷纷加盟。但他们的人数恐怕比拿满分多几十倍。可见,分越高的学生,参加我课程的比例越高。反而是考不到2000分的学生不来。其实,这个课程对他们实乃雪中送炭,甚至属于救火。

也许学霸之所以是学霸,自有其道理吧。

学术辅导咨询表

集团介绍

美国厚仁教育集团 WholeRen Group, LLC 成立于2010年,旨在提供基于美国的全面教育与发展,为学生制定全方位的留学服务,包括美国初/高中留学申请和转学美国本科/研究生申请和转学学术紧急应对学术辅导美国寄宿家庭服务微留学背景提升职业规划等。厚仁教育曾接受CCTV独家专访,是全美首家获得AIRC权威认证的留学服务机构。

美国大学是“世界一流”的吗?

美国的大学是“世界一流”。这已经成了共识,或者说常识。根据伦敦的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全球大学排名,美国大学占据了顶尖的25所大学中的18所。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全球名校排名,美国占据了顶尖25所中的19所。中国当今的留学潮,也是以美国为首选目的地。

然而,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质量参差不齐。另外,大学排名,往往是按照学校的设施、资源、教授、研究成果等等数据衡量的结果。如果拿学生质量进行比较,又会是怎样一番图景呢?

Kevin Carey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引用的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人能力评估”的测试数据。比如,24个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16-29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的数字测试平均成绩,奥地利第一,326分,比利时第二,325分,芬兰第三,322分,捷克和日本并列第四,318分…… 各国平均为305分,美国仅296分,倒数第八。文字测试成绩,则是芬兰第一,日本第二,美国的成绩好于数字测试,但依然低于各国的平均线。所以,以大学生的平均质量而言,美国的大学,在世界24个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中,明显处于劣等地位。

那么,这是否证明美国的大学多是“菜校”呢?也不尽然。美国的大学生之所以素质这么低,是因为中小学的基础太差,靠大学四年追不回来。但这不能否认美国大学的教学相当有效、属于“世界一流”。这同样可以用“成人能力评估”的测试成绩衡量出来。其中一个最为简洁的办法,就是比较一下各国的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在“成人能力评估”测试中的得分。大学生比起高中生来,当然会得分高不少。但美国和芬兰,大学生比高中生的分数高出48分左右,居世界第一。比利时紧随其后。日本的大学生比高中生仅多出22分。可见,在美国、芬兰的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最多,提高幅度最大。但是,因为美国的义务教育水平太低,学生进大学时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靠大学几年很难追回来,大学毕业时学生的绝对成绩,还是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日本的大学,可谓表现平平,学生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大。但因为上大学前基础打得好、起点高,靠吃老本儿也依然能保持相当领先的素质。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即便是美国大学能够让学生有最大幅度的提高,但这并非衡量其效率的唯一尺度。芬兰的大学对本国学生是免费的,美国的私立大学则一年费用动辄五六万美元。本州的州立大学,也要两三万。当然,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免费的大学教育最终要纳税人埋单。这是欧洲相当普遍的现象。不过,维持大学运营的成本,如果以生均费用计,欧洲国家比美国要低得多。在芬兰,大学录取根据高中的平均成绩、高中毕业考试、大学入学考试(高考)等等,过程非常透明,没有各种加分,没有对少数民族或弱势的降分照顾(芬兰因为社会极为平等,弱势也弱不到哪里去,不需要美国式的那种照顾)。一个孩子只要功课好,在教育上几乎什么都不用愁。美国的大学生们,在大学里获得的进步不过是和芬兰学生并驾齐驱,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的大学生起点比芬兰的同龄人低得多。起点越低,提高的空间越大、进步越快。一是美国大学生所获得的提高,成本特别大。

我不妨举些具体的例子。美国的大学生中,许多人不要说阅读,就是连too和to、than和then的区别都不知道。这还怎么读书?程度低,学校无微不至地给补课,还有一帮咨询顾问、心理专家提供服务。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些学生有阅读困难症,即脑子有些缺陷,无法处理文字信息,有点类似残疾人了。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这些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要照顾。于是,这种学生上课,有专门的人陪着帮助记笔记。这么昂贵的教育,当然不可能没有效果了。更不用说,美国各大学争相建设豪华宿舍、豪华健身房等设施,最终的账还是会折入教育成本。总之,美国大学的业绩,建立在巨大的投资之上。这代美国大学毕业生为此背上的学贷总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债务危机。奥巴马最近试图推动国会通过法案,试图缓解学贷负担,包括减免部分学贷,但遭到了共和党的封杀。

可见,美国大学毕业生在全球化竞争中,比起芬兰、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同龄人来有着致命的弱势。虽然美国大学的教育比较有效,但因为中小学基础没打好,无法四五年内补回来,绝对素质不如人。最要命的是,毕业往往背一屁股债,难以买房、创业,整天为了还债、付房租而奋斗。如果事业需要继续深造,则意味着更多的学贷,一点缓冲的余地也没有,难以为长远考虑。这也是美国社会流动性不如欧洲的原因之一。芬兰的孩子只要聪明勤奋,一路读完大学研究院,不用操心费用,事业起步时无债一身轻。即使父母没钱,大致也能和富家子弟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竞争。美国的大学,则是钱堆出来的。光聪明未必管用。父母没钱,你即使能读完也要面对巨大的债务负担。

总而言之,美国的大学,对于支付得起学费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提供有效的教育的。但是,仅靠大学的优异,无法解决义务教育根深蒂固的问题,更无法解决贫富过度分化的社会痼疾。这也就造成了一大怪现象:美国充满了世界一流大学,但整体的国民素质,却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下流。

【薛涌留美预科】明年留美,现在最该操心什么?

我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已经有一年多,亲身感受到中国的留美热,也目睹了种种不靠谱儿的现象。在我看来,留美要准备什么、怎么准备,首先应该听听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人怎么看。然而,以我的孤陋寡闻,在我以前似乎还没有一位美国大学的教授为中国学生提供留美的预备性课程。因为长年在美国的大学里执教,我看待留美的角度,和国内应试培训、中介行业中的教师和顾问们自然非常不同。有些早就该说的话,居然从来没有人说过。于是我不得不说。

今年的留美学子,目前都处于整理行装的阶段。我的意见,对他们及其家长来说显然是太晚了。但是,明年留美,要想作出更明智的抉择,许多问题现在就必须考虑。

如果你还没有考完托福和SAT,现在正是应试的关键时刻,要全力以赴。美国大学录取办公室看中国学生,成绩几乎是唯一还可信的东西。

不过,有相当多的同学已经完成了这两个考试。如果你托福考到95-100SAT1900-2100左右,那就大功告成。你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大学的平均成绩(GPA)而战。这不仅对于留美,而且对于整个人生而言,都是一个深刻的“战略重点”的转移。可惜,许多学生和家长对这一大转移的意义几乎一点意识都没有。我特别开设的“留美临行准备课程”,就是为完成这样的转移而设计。

为什么这么说?

我在美国大学里读书、教书二十年;在去年的“留美临行强化”课程中,也指导了许多今秋入学的同学,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一般来说,托福考过95SAT1900,上排名五十左右的学校把握相当大。比如,一位上了排名20“”的同学,托福只有95SAT2050;另一位同学托福107 SAT1900,上了排名32的学校。其实,许多排名在六七十的学校,还未必要这么高的分数,质量可能更好。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媒体炒作,并不被美国的高等教育界承认,其意义非常有限。经常是排名七十几的学校要比排名四十几的好。当托福上了95SAT1900时,大概有四五十所相当好的大学(排名50左右)在“射程”之内,选择范围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试成绩已经“搞定”了。

有些学生和家长,觉得还可以再接再厉,比如SAT2100,争取上常青藤。这实在是买彩票一样的赌博。凭着2100的成绩很难上常青藤。即使SAT满分,也很难进哈佛耶鲁。而下一个等级的学校,则并不需要2100SAT。可见,拿到了2000左右的成绩,再花几个月冲击2100,几乎没有意义。

那么,现在该操心什么?

大学一年级的表现!这将直接影响大学的平均成绩:GPA

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往往不明白:上个排名四十几的学校,和上个排名七十几的学校,其重要性还不如碰到个什么样的室友。今年有位家长告诉我:她的孩子选择了排名52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放弃了排名69的弗吉尼亚理工。前者学费4.7万美元,后者学费2.5万。她问我:在美国,前者的声誉是否比后者强许多?我听了哭笑不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确实不错。不过美国还有华盛顿大学(私立)、华盛顿大学(州立)、乔治城大学等等,美国人自己往往都搞不清哪个是哪个。另外,看看顶尖大学的学费:哈佛4.24.4万,普林斯顿4万,斯坦福4.6MIT4.3万。乔治华盛顿大学凭什么要4.7万?与之相对,学费仅2.5万的弗吉尼亚理工,是个名字响当当的工学院,真不知谁会将弗吉尼亚理工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之下。一年两万多美元的学费差价,毫无道理。在我看来,去弗吉尼亚理工,以后的事业还可能更顺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追排名在中国的留美族里已经发展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我每次接到家长的咨询电话头皮都发麻:她们往往对排名倒背如流,害得我赶紧上网核对,心里说:如果教育就是排名这么简单的事,我应该向你们咨询才对!

对排名这类犯不上操心的事情操心得没完,甚至到了坐卧不安的地步,但对该操心的、火烧眉毛的事情,则想都不会去想。这是中国留美热中的一大怪。你听说哪个家长或学生讨论过日后怎么争取良好的大学平均成绩(GPA)的战略?你毕业时的GPA3.7 (大致相当于A-2.7(大致相当于B-),对前途有决定性的影响。申请研究院、求职,都要靠这个。你从哈佛拿了2.7GPA,恐怕争不过在排名六十几学校里拿了3.7 GPA的学生。大学里没有表现,排名靠前六十几有什么用?

在这方面,中国学生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第一年的表现。因为中美教育差别太大,被中国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是顶尖,突然进了美国校园也往往不知所措。最不幸者,拿着100以上的托福成绩、2000SAT成绩,读了一年就被劝退。更普遍的现象是,第一年的平均成绩是2.0 2.3CC+。当然,聪明、适应性强、肯努力的,日后可能慢慢追上来。但平均成绩的要害在于“平均”。第一年学业是四年大学的四分之一。如果你四分之一的成绩这么低,后几年要考多高才能把平均成绩拉上去?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永远拉不上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输在起跑线”。

适应美国大学一年级的学业,难度比起考托福、SAT来大得多。中国是应试国度,中国学生会考试是世界有名的。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持的15岁学生的能力测试(PISA ,上海学子两次包揽了三门的“世界冠军”。能难倒中国学子的考试,少!但是,进了美国大学,则面临另样的挑战。比如,期末往往不是考试而是读书报告,或者考试加读书报告,占的分数比重很大。我让几位已经被名校录取的学生试着写,结果惨不忍睹,几乎没有一个句子能写对,到了无从改起的地步。这些都是非常聪明好学的学生。不能怪他们。中国的教育,实在没有给他们在这方面作一点准备。如今离明年九月初入学还有一年,还不赶紧动手准备、补上这方面的漏洞,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失败?

必须重申:我虽一向抨击“应试教育”,但从来都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不仅仅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也和我的教育哲学密切相关。我告诫家长:孩子托福考不到85SAT1800,就不应该去留美。为什么?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大学对英语有个基本的要求、必须满足。更重要的是,留美四年,耗资一百多万,家长为了孩子 该努力的努力的,该牺牲的牺牲了。如果孩子得到了家长如此厚重的恩赐,居然英语也不好好学、考不出这种起码的成绩,那就说明他不会付出什么努力,在他身上的教育投资等于打水漂。这好比一个人要购买百万美元的住房,却拿不出20%的首付。次贷泡沫最大因素,就是银行给这种零首付的人贷款,最终 血本无归。所以,成绩不说明一切,却是个重要的准入标准。你的孩子守着这么好的条件英语 还考不过线,就别指望他去了美国突然有什么改变,就象不要指望零首付的人突然变成百万富翁一样。

问题不是成绩是否重要,而是什么成绩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个学生,SAT1910,托福正好100。我对家长说,恭喜!孺子可教!送他留学会很值。然后劝他们放弃冲击SAT2100分大关的计划:反正靠2100也很难竞争更好的学校。现在把精力都消耗在这上面,没有好好准备大一课程,最终SAT即使真上了2100,但大一拿了一串C,究竟是得是失?

别做常青藤这种不着边的梦,上个50名上下的大学,保证大一有B+以上的表现。这才是你应该在乎的分数!

我们的“留美临行强化”课程,就是立足于这种“大一GPA”战略。试图在社会科学知识、文化背景、批判性思维、写作等方面,弥合中美教育的鸿沟,帮助学生尽快地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业。这一课程从20141月开始试行,第一期已经结束。帮助了若干已经被录取的学生,也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如今第二期即将开始,并汲取了第一期的经验教训,课程的开始日期大大提前。

具体而言,这种一对一的课程,完全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习计划设定,非常灵活。但大致而言,有两个主要的课程体系。

首先是一年课程,从2014820158月。这一课程针对的,是已经考完托福和SAT的同学。我基本的建议是,即使托福只有85SAT1800,事到如今也不值得再冲击更高的分数。即使拿着托福85SAT1800这种不够满意的成绩,申请排名50100 的学校还是有不少选择,把握性也比较大。有些八九十名的学校,质量相当好。如果准备充分,第一年GPA出众,就为成功的本科学业打下了基础,将来有望上个更好的研究院。实在想上更好的本科,转学也有了本钱。

另外,此时参加我的课程,同学们尚未完成申请。在申请过程中一些战略选择,老师会提供参考意见。去年的教训是:课程开始得晚,来报读的学生都已经被录取了。大部分是提前录取。此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有些该报读的学校没有申请,老师也只能放马后炮。早开始,老师可以多了解学生,帮助学生设计留美战略,并同时为之进行相应的准备。

另一个则是八个月的课程,即从一月初到八月底。一月初学生已经把申请信全部寄出,等着录取消息。考试、录取的完结,给同学们带来一种大松心的感觉。以我的观察,这是中国学生浪费的最为关键的时刻。很多学生久被应试教育压抑,突然一点学业压力没有,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疯玩儿不止,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对美国的大学课堂还毫无准备,如果写一篇读书报告,怕是一句也写不对。八个月,其实就是留美的一个学年的课程时间。这么挥霍掉,等于放弃了人生的登陆点。从第一期课程的情况看,许多学生见识了大量的原版阅读,尝试了写读书报告的滋味,迅速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估。有几位学生根据在我们课程中的经验,在老师的帮助下修改了专业的选择,入学时目标更为明确。

除了这两个课程外,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具体的学习计划随时插班。从第一期的经验看,随时插班的学生仍然是主流。但是,从教学的角度说,我们更鼓励的是上述两个比较系统的课程。

《跟着薛涌去留学》:怎样留美

这本书,说了许多留学的坏话。不要搞错:我一向主张有志的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的人都尽可能去留学。我自己就是留学的受益者。但是,我们都知道“丑话说在前面”的道理。我相信,读完这本书,有些人(特别是家长)会变得更加审慎,会修正自己或孩子的留学计划,甚至推后行程、多做些准备。也有些人,会变得暴怒。这两种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前者会使自己或孩子日后的学业和事业受益。后者的生气,则是从内心的挫折感中而来。他们的这种挫折感不会马上消失,甚至会伴随其终身。也就是说,他们会不停地生气。现在趁着年轻,也该好好适应一下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一个受留学之益的人,要说留学的坏话?因为作为“过来人”看得很清楚:留学并不属于所有人。现在则是一窝蜂的留学。在未经筛选的留学生中,恐怕只有少部分人适合留学。

留学的远祖,大概可以追溯到玄奘取经了。那是必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伟业。到了现代社会,交通便利,留学不再如同“上西天”一般地可怕。但是,留学仍然意味着要跨越巨大的语言、文化的鸿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在本土难以获得的教育。这对于一个人的品格、毅力、智能、知识,都是一个全面的挑战。如今,许多学子在本国用自己的母语都读不好书,外语上也没有充足的准备,拍拍脑袋跟风去留学,这当然是白白烧钱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支付留学费用。但是,有钱的结果,也使留学变得越来越象是消费。似乎教育就是珠宝店中的一根项链,花钱就能搞定。而且钱越多,买到的货色就越好。

可惜,哪怕是在最讲究市场机制的社会中,教育在本质上也不是消费。或者说,作为消费的教育不是好的教育。在八十年的出国热之初,中国人兜里没钱,但出去留学的大多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当大家没钱的时候,就必须依赖学业上的筛选。那些秀异之士,国外的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否则连签证都签不出去。拼爹也没用。许多农民的孩子,就是靠自己的学业留学的。如今,美国的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困境,指望着中国家长慷慨的学费维持,不断降低录取标准。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了:过去是我们可怜巴巴地等着别人挑选,现在可牛了,是我们挑选别人!是我们来决定把钱花在哪个学校。

事实上,那些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国家长的腰包的选择的学校,多是质量相当差的学校。这些学校走到这步田地,恰恰说明它们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缺乏基本的竞争力,本应被淘汰掉。中国家长的腰包,使这些学校得以苟延残喘。但其代价是不断地降低录取标准,接受素质越来越差的学生,教育水平每况愈下。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烧了几年钱,拿了一张形同废纸一样的毕业证书回来,立即从海龟变成海带。其实,大家凭常识想想就应该明白:把教育当消费,如同购买文凭。当文凭可以购买时,文凭还是文凭吗?还管用吗?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国外的教育情况不了解,有若干人从西太平洋大学等等购买了文凭,回国招摇撞骗。如此把戏早被揭穿。现在家长们花钱就能帮孩子搞定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也大多来自合法的大学,但这种大学是什么质量?教育出来的是什么学生?这点公开的秘密还能指望国内的用人单位一点也不知道吗?

最糟糕的是,消费式的留学,会成为鼓励坏品格发展的机制。

时下中国流行批判应试教育,批判高考。称升学压力让孩子发展畸形,越学越傻,“减压”之声响成一片。我无意为现行制度辩护。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一直著书立说,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甚至为此还背上了“只批判不建设”的恶名。最近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就是立足于“建设”,希望在应试教育之外为下一代提供一条另类道路。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批判应试教育,不要成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庇护所。我发现:有些孩子不是不喜欢中国的教育,而是不喜欢教育。“制度害死人”是他们不读书的借口。去美国多酷呀!谁不想去美国?怎么去?这些孩子从家长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找到了答案:要想去美国,就必须证明自己是中国式教育的受害者,根本学不好。于是,他们该努力时也不努力,一定要让家长绝望。最后,家长一着急就让孩子出国了。留学于是就成为对懒惰的奖励。

其实,对于不想读书的孩子,留在国内家长还有管教的可能;出了国则如断线的风筝,更是难办。因为外面的情况很自由。对肯努力的孩子当然提供了无限的施展天地,对于混日子的孩子也提供了混日子的天堂。最近我给一位家长写信,谈起漂在外面的断了线的风筝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在大学教书,每天都碰到这样的情况:好学生一天到晚往我们办公室跑,讨论问题动辄一小时,写了论文反复改,毕业时我们又费心费力给写推荐信,时间全花在这几个人身上。糟糕的学生,上课都不来,今天外婆死了,明天奶奶死了,后天爷爷死了。上了不到半学期,家里的老人都不够死的。就是为了不来上课,最后老师连人都不认识。这么混四年,学了什么?他们跟那些好学生缴一样的学费呀!把不肯用功的孩子送出去读大学,他不肯上课你都不知道。美国大学保护学生隐私。家长支付学费,孩子是否上课?表现如何?不能问,家长问了我们也不能告诉他们。孩子是成人,有隐私,受法律保护。所以,家长一年几万刀,孩子天天和教授说奶奶死了,外婆死了,爷爷死了。还好,还没有说自己的爹妈死了的。唉,这种事情,当老师的恨都恨不过来

这不是我在瞎编。美国学生,读小学时不完成作业,就说作业被狗吃了。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到了大学,则往往拿爷爷奶奶开刀。一位教授为此还写了篇调侃的论文,声称年轻人上大学会导致巨大的家庭悲剧,使爷爷奶奶们危在旦夕。他还有鼻子有眼地拿出了统计数据,特别指出那些分数低的学生,爷爷奶奶的死亡率高出同龄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好几倍,也远远高出全优生的爷爷奶奶的死亡率。有时我万般无奈,学期开始时就讲这篇论文的数据,并问学生:“谁家老人快顶不住了?现在告诉我,让我有所准备。”学生算是知道我这位“老外”很懂他们那一套,上完一学期经常没有祖辈死亡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忍不住开玩笑,要自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

我和家长讲这些,目的告诉大家:别以为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很糟糕、一到美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是问题一大堆。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现在的孩子确实受教育制度之害,但塑造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制度还不如现在。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蒂,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有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些问题,换换环境、随着成长就自然消失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凭侥幸心理办事,最后很少有好的结果。不错,孩子的许多问题确实会随着年龄消失。这叫。但这种成长,是在不断面临真实的生活、不断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的过程中完成的。太多的家长,给孩子创造了一个假环境,让他不必面临自己的责任,乃至越懒惰得到的奖励越慷慨。这还怎么成长?书读不好,就上不了大学。不想读书,就去做工。这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中真实的责任。美国有个著名的,社区大学出身。他高中毕业后不想读书,当了工人。一次去了这个社区大学(Dean College,附属于我们学校)看同学,跟人家一聊,突然想读书。他属于长大后突然懂事的那种。但那是怎么懂的事?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懂的。怎么让不肯读书的孩子知道用功、珍惜家长们为他们的付出?是送他们去富士康做工,而不是留学。

以上,就是我关于留学的坏话。细节当然复杂得多,全在书中各个章节中,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不过,有些读者、朋友、甚至本书的编辑,都在不停地问:既然你主张大家留学,自己也是留学的受益者,难道不能也讲点留学的好话吗?难道不能提供些正面的帮助吗?

其实,留学的好处明摆在那里,否则就不会有当今的留学热。好话实在用不着我说。我想要有些建设性的贡献,还是帮助大家理解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怎样的准备,才能从留学经验中获得这些好处。我刚刚筹建的“薛涌留美预科”,也正是以此为目标的事业。

我在美国读书教学近二十年,后来也写了一系列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书。最近留学热升温,中介生意火爆,许多朋友敦促我利用自己的知识涉入此业。最终,我经过反复考虑后拒绝了这样的诱惑,而开起了“薛涌留美预科”。为什么要这么选择?首先,中介业越繁荣,留学就越容易方便,留学的门槛就越低。想想看,当年玄奘取经是多么艰辛。别的不说,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付出那样的牺牲的人,本来就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把俗众都挡在外面。我们当然不必把留学抬高到玄奘取经的高度,但留学仍然需要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如今资讯如此发达,大部分留学的信息都在网上。一个自己连国外大学的基本情况都摸不出个线索、申请也不会作的人,适合留学吗?

另一方面,中介业使留学变得“容易”,大家却忽视了留学最重要的条件,即语言和学术上的准备。语言是留学的基本媒介。语言不过关,出去干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学生还特别看重牌子,一门心思要上名校,不惜托中介伪造各种证书、文件。但是,到一个哪怕是二流的名校读本科,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页。有几个学子在出去前测验过自己的阅读量?完不成课程的阅读,表现自然差。这不仅将体现在成绩单上,毕业时还很难找到教授写推荐信。而毕业后无论是求职还是继续升学,往往都需要三封推荐信。在美国,你恐怕很难找到中介公司给你伪造了。怎么办?在美国找工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会让你出示毕业文凭、学位证书等等。那些都不过是个摆设。但是,几乎任何像样的机构,录用人才都会认真阅读推荐信。没有这三封信,本科的钱白烧了。而我在和中国家长、学生们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许多家长和学生办留学之盲目,仿佛是自己被人卖了,还欢天喜地地帮助人家点钱。

“薛涌留美预科”,不过是希望帮助下一代走有效的留学之路。所谓有效,是根据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个人和周围的许多朋友,都是留学的过来人。路子走得比较顺。我们当年没有谁用过中介,都是自己闯出来的。但我们都拿了全奖,读了名校,日后走上了比较满意的事业之途。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那种出去靠全奖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已非主流,并不值得全盘模仿。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多少值得年轻一代参考。下面就以我们的经验,讲一讲留学的基本准备。

留学的成败,说到底还要看个人素质和知识及语言的准备。在知识准备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大部分留学生所学的专业都超出了我个人的领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语言准备。而语言准备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阅读。为什么?如上所述,你一旦进入一个稍微像样点的美国大学,一周的阅读量至少要页!这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个观念是:中国人学英语最大的毛病是学“哑巴英语”。已故英语教学泰斗张道真先生就这么认为,并称“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开头必须要抓听说,如果不抓听说就全盘皆输。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英语前前后后多少亿人,但是真正学好的只是少数,原因就在于都没有抓听说。你学一个语言,不会听,不会说,语言记不住,很快就忘了

从我留学的个人经验看,这是中国人对英语学习最大的误解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学英语是为了去接受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不是给外国人当导游。在留学生涯中,除非你学理工科、或音乐、艺术等专业,你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阅读,而非跟人说话。张道真所谓“听说领先”的根据,是没有听说就没有交流。可惜,交流并不限于口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的革命,至今还界定着我们的文明。当今最高层级的学术和文化交流,还是在书面上。留学就是去读书。读书首先要“读”,要认字。美国的大街上有的是英语听说很流利的无家可归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读大学。我则学的是“哑巴英语”,到美国下飞机出了海关第一句话,就是对长途汽车站的卖票小姐说:“我要去纽黑文。”对方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还是马上读了耶鲁的研究院,多少算是学有所成。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年上课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但是,靠着阅读方面比较充分的准备,大致能应付指定书目,写出比较好的学期论文,受到教授的注意。第二年听说渐渐开窍,上课时开始发言。而即使发言,也是语法错误百出,语音离谱儿。此时还是靠着充分的阅读,能做到言之有物,乃至班上的师生都能耐心听我说完。我也亲眼见过英语流利得出奇的美国同学,上课夸夸其谈,半截就被教授打断,后来居然被踢出课程。

这并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要在突破语言障碍时分清主次。现在年轻一代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接触的海外语言图像媒体比较多,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听说已经比我们那一代好得多。如果我的“哑巴英语”出去尚能适应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博士课程,他们的听说不应该成为留学的主要障碍。问题是,他们是否具有我当年那尚还很不过关的阅读基础?遗憾的是,网络时代容易让年轻人忽视阅读,在学外语上也不例外。从我接触的学子来看,他们绝大部分在阅读上赶不上我出国时候的水平。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听说训练非常依赖环境。你在语音室里练的半天,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经常和人们用英语口头交流,所学的技艺马上荒疏,大量精力被浪费。所以,听说的提高,最好留在出国以后。阅读则不同。阅读只是你和书的关系。不管是坐在哈佛的图书馆读,还是蜗居在北上广的斗室里读,效果并没有区别。如果不断地用英语学习知识、吸收信息,那就会随学随用,事半功倍。另外,阅读的基础好,词汇丰富,语法扎实,则日后在英语环境中听说的提高也会快得多。

总之,听说训练是个高度“环境依赖型”的学习过程。在美国的语言环境中训练要有效得多,在国内练听说经常造成很大浪费。读写则不太依赖这样的语言环境。如果有良师指导,在中国学习读写,比在美国学并无劣势。

在明确了主攻阅读的重点后,我们就要在阅读中训练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缺乏,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学生的最大弱点。矫正这样的弱点,最好的起点莫过于分析性地阅读。要知道,有“美国高考”之称的,分阅读、写作、数学三部分。其阅读,正式的名字原来叫词汇(Verbal),现在改为“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可见主考部门意识到,大学水平的阅读,主要不是词汇问题,而是“批判性”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突击背单词、培训应试技巧来在短期内提高成绩。但是,如果在阅读过程中丧失了“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那无疑是舍本逐末,进入大学后同样难以适应。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对此深有体会。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许多学生只是阅读,而不是批判性地阅读。他们习惯于把教材当作权威,要把里面的事实都记住,以为这样考试就能通过了。可是,在我课上的阅读测验中,他们往往犯很简单的错误。比如,经常把作者引述的观点(甚至作者批判的观点)当成作者的观点。他们习惯于传统教科书中的“单声道”,好象书里陈述的一切都是来自一个声音。殊不知,大学的阅读,多是“多声道”:讲一个问题,作者经常引述多种意见,比较其得失,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教授在讲课时,也往往旨在帮助学生比较多种意见,分析其中的得失,然后形成自己的意见。这包括对作者的论断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非全盘接受。

这些看似简单,却是中国学生最经常面临着的陷阱。中国的学生总抱着“等着老师讲”的心态来上课,而且总觉得书上讲的东西就是需要记住或者掌握的。想想也不奇怪:在中国上课,总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而且老师在提问之前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会根据学生是否“答对”来打分。考试也不过是这种回答问题的书面形式而已。教科书里写的东西,都是属于“正确答案”之列,最好是倒背如流。学生们最关心的,自然是老师究竟要我们记住什么。与此相对,在美国大学的讨论班里,往往是学生提问。老师很难预料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更未必知道问题的答案,经常只是提供一些回答问题的参考性线索,并鼓励其他同学提出意见。记得刚到耶鲁时上一个社会学的讨论班,一位长得象个高中生似的小女孩儿,上来就大批指定阅读数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简单化”,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看到被自己敬若神明的名著被如此不恭敬,我心里暗暗叫苦:“你们这些毛孩子知道韦伯是谁呀?”再看教授,丝毫没有为韦伯辩护之意,反而肯定了学生们的许多观点,最后问大家:“韦伯简单化是否有意义?”于是把讨论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师往往根据学生提问的深度来对之进行评价。老师关心的,不是学生记住了什么,而是学生有什么想法、怎样发展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否能经受得住逻辑和事实的考验、是否和自己的思想预设有冲突

我在《北大批判》中,曾呼吁中国的大学多开这样的讨论班,少上满堂灌的大课。当时国内有些研究生写信对我诉苦:我们学校也开了讨论班,可惜还不如大课。老师和学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经常是一个人漫无边际地乱讲,大家摸不着头脑可见,所谓批判性思维,不是说有就有。必须经过潜移默化的训练。之所以称其语文部分为“批判性阅读”,就是因为阅读是训练批判性思维的良好渠道。

所以,我们的阅读学习过程,是把语言训练和思想训练合为一体。这首先要以学生的能动性为核心。与等着老师讲课不同的是,学生面对阅读材料,要自己查生词、厘清语法结构、理解基本的文字意思。当学生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或有某些疑惑时,教学过程才正式开始。

这一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步骤: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

发现问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其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学生必须自己发现问题。老师不会从头到尾地讲课文,只是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疑难,并从这些疑难中发现学生学习中的盲点,以深入引导学生关注种种被自己所忽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找出来似乎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事实上,许多学生首先在这里被绊住。

为什么在自己不懂的地方不提问?我在教学中碰到两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个主要是态度和习惯问题:阅读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不上心、不觉得发现问题是自己的责任、习惯于等着老师讲。这就是许多学生对不懂的问题视而不见。我在大学上课时有时会走到一位表情木然的学生面前问:“你对书上这段讨论有问题吗?”对方摇摇头。“那么你理解了吗?”对方又摇摇头。“既然不理解,怎么又会没有问题呢?”对方的头再也摇不动了。对于许多如此疏忽的学生,我们只能向他们提问,在他们无法回答时质问他们为什么在不懂的时候还不提问,以改变其思想懒惰的习惯。另一个现象是,许多学生习惯于似懂非懂,没有勇气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明明是语言没有理解,但这些学生总怀疑自己意思没有理解,怕显得傻儿不敢提问。这种在求知过程中被吓倒的情况,往往导致学生在糊里糊涂中不懂装懂,最终永远也学不会。

在学习过程中提不提问题,直接关乎学习的效率。我们总说有某某聪明,某某笨。其实,同样的学生,同样的智商,带着问题学的学生最聪明。如果你一直思索一些问题,并拼命从阅读中寻求答案,或者阅读过程不断激发你的问题,你读书就如饥似渴,一旦找到答案,就终身不忘。你不带着问题学,阅读如同过眼云烟,激发不了你的热情,久而久之,就会慢慢被别人远远抛在后面。有些学生总是奇怪:别人怎么记忆力超强?我怎么什么都记不住?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别人带着问题学,在遇到一个单词或句法结构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心理期待,会撞击出火花。不带着问题学的,碰到的问题都不觉得自己碰到了,不懂的地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不懂。这怎么可能记得住任何东西?

青春期是自我形成的关键期。这种自我形成,就是在不断地追寻内心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没有“问题性”的人,就是个缺乏自我的人,是个心灵残缺的人,还谈何“批判性思维”?所以,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是阅读的首务。

界定问题:发现问题,仅仅是提问训练的第一步。发现问题还远远不够,接下来必须界定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许多同学经常在来信中列出一句话问:“老师,这句是什么意思?请解释。”还有些同学,干脆说“这一段全不懂,请解释。”这是最懒、也最不负责任的提问方式。我布置的阅读全是英文媒体的原版,有些确实很难。但是,学生不太可能一句什么都不懂。那么究竟是语法不懂还是词汇不认识?我从来都要求学生遇到生词自己查。但查了后还不懂吗?或者说,是语言似乎都懂了,但意思还是不懂?再比如,一段中出现两组概念,是否其中的一组明白,另一组还很困惑?总之,学生要学会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一番自我分析。通过对自己问题的界定和分析,学生对这个问题智力和情感投入多了,一旦获得解答,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印象更深刻,不会轻易忘记。

表述问题:当把自己发现的问题界定清楚时,提问的过程基本完成。这里就开始了表述这一步。这涉及到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必须知道怎么让老师了解自己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必须想办法用最为有力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界定出来的问题形成书面语传达给老师。有些学生在这里还可以锦上添花,不仅清晰的表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也能把自己的问题的意义也阐发一番。要知道,许多水平相当高的学术论文,最终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作者通篇在论述自己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的理解力引向什么层面。更不用说,这种表述问题的训练,就是写作中的思维训练。

写作是最难的。一般而言,学生跟我学了两三个月后,才能慢慢进入写作。写作的训练,需要从阅读训练中引入。

曾有位家长找到我。她听录取她女儿的美国寄宿学校的校长说:中国学生写作都不太好,来之前最好找个美国人补补写作。所以就让我教写作。但她不理解,我为什幺要首先集中精力功阅读。

其实,这是在美国学校里经常听到的抱怨。这个问题太普遍了。但关键要看问题在哪里。那些美国的校长、老师往往不了解中国教育的情况,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原因。

我归纳一下,写作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内容。中国学生,大部分都卡在这里。平时上课就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写作。我们的教学,虽然是阅读,其实最终目的是写作。你脑子里必须有内容,有想说的话,才有的可写。要做到有话可说,就必须从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开始。中国的课堂,不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而是换过来,老师问学生问题,学生站起来回答。大家紧张得很:答对了吗?生怕被老师抓住。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抓坏蛋的警察角色。美国许多课,往往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让老师来解答。整个反过来。老师要通过学生提问的质量判断其水平。你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怎么能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写的?老师的回答,也往往是参考性意见。好的学生会进一步追问,甚至和老师辩论。走到这一步,写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美国大学教授有时会这么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你不懂什么,而是你懂什么,你的新见在哪里。想想不是也很自然吗?考试就是要抓住你不懂什么。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懂许多东西。但不妨碍这些有许多事情不懂的人成为乔布斯、盖茨、诺奖得主。你的成就,最终要以你懂什么来界定。所以,写作归根结底还是个教育观念的问题,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会自然体现出来。

第二个部分是叙述。任何写作,都有个叙述策略。不同文体,表达思想的格式有所不同,寻找的证据也不同。比如论文(Thesis)和散文(Essay)就非常不一样。各种语言,在这方面大体守着一个规律。比如你怎么提出你的论点,怎么发展和支持(用各种证据)你的论点,怎么说服别人。这是我在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要开始教的。当然,这也好看学生的素质。有的学生快一些,有的学生则要多读多,多和老师互动才行。

第三部分,则是具体的句子表达和语法。这方面,我可以教一些,但最终要交给母语的人讲。好在是这方面最技术性,相对好办些。你在这方面犯些错误,美国人不会太在乎。我每天说话都充满语病。但美国人判断你的思想是否有价值,不会根据你的语法、口音。他们要看你有什么思想,怎么叙述。所以,写作主要是前两部分的事情。第三部分,只能在长时间内慢慢精化。

总之,写作仅仅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思想,谈不上写作。哪个作家是写作班训练的?道理就在这里。教育过程很复杂,写作需要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进入。就象思想训练一样。我不能宣布今天开始思想训练,然后拿出具体的课程。思想不能通过思想技巧之类的课程训练出来。思想是在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写作也是如此。许多学生已经开始用英文和我通信,每次都在写。日后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过程。

留美的第一步要在国内走。这一步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训练,以及语言训练所承载的批判性思维。而我说的语言训练,重点在阅读和写作。先抓听说乃舍本逐末。你听说不行,甚至连上街买东西、旅行都有困难,这其实并不可怕。在外面时间久了就能适应。我当年就那样。你不会因此不及格。但是,你完成不了阅读,才是个大危机。这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留美时碰到的最大危机。“薛涌留美预科”就是希望帮助学子们避免这样的危机,或者真正面临这样的危机时有足够的准备和训练来应付。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本书的名字则叫“跟着薛涌去留学”。这里的意思是:我指出的道路并非唯一的道路。但我毕竟见过许多许多走迷路的人,知道有些看似诱人的路其实充满了陷阱,不该走也不能走。我指给大家的道路,是自己走过的,受益匪浅的,而且也是许多人都走过并且成功了的。这路也许看起来不那么好走,但毕竟可靠的、通往目的地的。留学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我鼓励学子们有为人之不敢为的勇气,并不反对大家探险去寻找新路。但是我也深信:虽然留学的具体条件随着时代变了许多,但其核心实质并没有变:留学,依然是跨越语言、文化的严峻挑战,成功者往往是那些准备充分的人。

 

《跟着薛涌留学去》:为何要回避商科

我一向主张,至少在本科阶段,留美要力避商科。中国的雇主在招聘海归时,也同样要慎纳商科。

这并非我个人的偏见。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11年曾经在其商业节目Money Watch中有段评论,题目是《不读商科的八大理由》,大致总结了我的分析:第一,商科学生学的东西少;第二,商科学生挣的少;第三,商科学生在求职时缺乏竞争力;第四,根据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商科学生日后工作辛苦,生活质量较差;第五,商科学生申请MBA时吃亏;第六,实际工作其实并不那么需要商科专业;第七,学经济学的挣钱比商科出身的多不少;第八,许多不靠谱儿的父母帮助孩子选了商科,孩子没兴趣,表现会很差。

反对声是可以预料的:难道沃顿不是一直在培养商界精英吗?不错。不过沃顿毕竟很小,再加上MIT的Sloan等几个顶尖商学院,中国学生就那么几十个人。除了这些极少数外,本科商学院几乎成了劣质大学的代名词。

关于美国商科大学生素质低的问题,我已经用一系列考试成绩、毕业后年薪等等统计资料进行说明。遗憾的是,在一个盲目崇拜商科的国度,不管你怎么说,人们也不愿意相信。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我这次以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考试SAT的成绩来展示。中美教育制度不同。不过,美国最接近中国高考的考试,是为了申请大学而考的SAT,即所谓“美国的高考”。事实上,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各校学生SAT的中等成绩也被一一列出作为参考。这个成绩的排名,和各校在榜上的名次也基本相符,说明这项考试的成绩有着相当的权威性。

SAT的成绩,也被按学生大学的专业选择分类列出。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学各种本科专业的学生的“高考成绩”。我除去参加考试人数过少的科目,把2010年主要专业的SAT平均总分排列如下:

英语和文学(1691)、社会科学(1691)、物理学或自然科学(1686)、外语和文学及语言学(1679)、数学和统计(1650)、一般性文科、人文及科学(1647)、哲学和宗教(1643)、生物及生物医学(1640)、工程(1634)、未决定专业者(1604)、历史(1577)、自然资源和保护(1566)、传播、新闻及相关专业(1550)、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及支持性服务(1535)、视觉及表现艺术(1517)。以上成绩,都在平均成绩之上。

以下专业,考试的成绩则在平均分以下:法律专业及研究(1516)、建筑及相关服务(1516)、商业管理、市场及相关服务(1500)、心理学(1493)、健康及相关临床服务(1477)、教育(1444)、农业及相关科学(1425)、工程技术及技工(1418)、公共管理及社会服务职业(1390)、其他(1368)、公园、娱乐、休闲、健身(1361)、个人和烹调服务(1360)、保安服务(1345)。

由此可以看出,商科是分数垫底的专业之一。比商科学生考分低的,有两大引人注目的专业,一是心理学,一是教育。其中心理学和商科分数相差无几。但教育则落后相当大。美国公立教育制度破败,没人愿意当老师。不久前曾有个报道,说在中小学当教师的,自己读大学时往往是班上最差的三分之一。排在商科后面的其他专业,多不属于四年制大学的专业范畴,如健康及相关临床服务,提供着许多护理方面的训练,护士、护工都属于这一范畴。工程技术及技工指的基本上就是技术工人,其他还有健身教练、厨师、保安等等。这些职业,多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训练。分数低也有情可原。毕竟这些行当靠的主要不是读书。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越抽象、越“没用”的专业,考分越高。英语、文学比传媒、新闻的分数高许多,物理、数学的分数也高过工程和计算机。这里的法律专业及研究,并非法学院里的法学,而是司法助理、犯罪学等等接近法学的科目,是一些就想尽早读法学院、当律师赚钱、不愿意在“没用”的专业浪费时间的人抄近道用的。这些人的入学成绩,在平均线之下,其素质决定了其专业选择。至于商科1500分的成绩,和高达1691分的英语和文学几乎快差了200分。这两个档次的学生,根本不应该坐在一个班里。

对于那些在国内也考不上像样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一定要留美的话,也许商学院是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因为这些学生即使用母语也基本不具备读大学的素质,更不用说用外语去读大学了。美国许多商学院,就是给那些不具备读大学的素质的人准备的。不过,素质好的中国留学生,读商学院则可能被糟蹋。我自己在大学当老师,有着切身体会。不管教授怎样,最终决定教学质量的,还是学生的程度。班里商学院的学生比重高到一定程度,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那些商学院的学生,整天就知道小组一起工作,用PPT演示一切,根本无法阅读复杂一点的书。有的甚至对我提出要求:“我学习的风格是形象思维,不善于运用文字。是否能够多放点电影?”我只好说:“不善于运用文字的人,实在不适合读大学。”不过,如果班上这种人占了三分之一,当老师的除了降低标准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中国学生扎堆美国商学院,给本来已经质量很差的商学教育带来了新问题。特别是在低层次的商学院,中国学生的数量奇大,甚至有超过半数者。班上80%是中国学生的情景司空见惯。课堂上老师用英文讲课,同学彼此一交流,语言就变成了中文。另外,商科的美国学生本来素质就很差,老师的语言也很简单。中国学生多了语言就更简单。学科本身,则不过是白领技工的性质,几个关键词理解清楚,大体上课就能跟得上,阅读也能对付。反而是看严肃的电视新闻、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要复杂得多。如果你和商科的学生接触一下就知道,即使是那些美国学生,基本也不看严肃的电视新闻,不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中国学生更是自成一统,和美国同学也不太接触,稍微复杂些的媒体就不看。这么四年下来,能学到什么呢?

这些人毕业后,在美国往往站不住,终将会成为海归,希望以“留美商科”吓吓人。其实,中国的用人单位,如果一定要招海归的话,要特别小心商科的学生。这些人没有开发新产品的创新能力,无法大量阅读英文资料、提出归纳分析,不过是懂几个关键词、会弄PPT而已,无法对企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相反,在像样大学能把美国史读下来,大致你能确定:此人对美国多少是懂一些的,需要大量阅读英文文献时是能胜任的。

总之,美国固然有沃顿和Sloan这样优异的商学本科,但教育的人数非常小。美国优异的商学本科教育,大概不出那么十几所商学院。靠谱儿的商学院,则大致在五十所上下。等而下之,则多被那些不具备上大学素质的学生所主宰。中国人自古有“孟母三迁”的传统。美国的一个本科读下来,费用近百万人民币。难道就是为了和那些心智接受不了传统文理教育的美国学生为伍?或者更糟的,是和那些考不上好大学的中国学生为伍?

《跟着薛涌留学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否定了商学院后,中国学生的留美战略,在专业方面应该如何考虑呢?

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中国学生数理化比较好。这应该是个很大的优势。现在的学生,应该有些我们那代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心态。去美国留学读本科,读理工还是最稳妥、最有前景的道路。

首先,理工本科生毕业的起薪非常高,可以比文科或商科高将近一倍。根据权威的PayScale网站的统计,美国本科毕业生起薪最高的十大专业,全是理工科。其中七个为工程专业,外加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另外,理工科毕业后工作也比较好找。比如,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有报道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和半失业率实际上逼近50%。但在波士顿地区,有着大量的实验室。学理工的有些实验室的经验,找个工作易如反掌。造成这种格局的一大原因,是美国义务教育在理工科方面相对失败。许多美国学生缺乏基本的数理训练,难以完成理工科大学课程的要求。从2009年的数据看,美国大学授予了165万个本科学位,其中商学占了35.8万,社科和历史占了17.3万,工程学位仅6.8万多,和视觉与表演艺术学位的数量大体相当。可惜,现实生活是激烈的科技竞争,而不是每天演戏。理工科人才奇缺,在美国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本科专业是理工,日后即使想读商学院,优势也比商科学生大得多。从大学商科申请顶尖的商学院,比从同一所大学的工学院申请,难度恐怕要大出数倍。这里的历史姻缘,往往被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忽视。要知道,美国大学里的商科热,源于经济中对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这种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又是源于大企业的崛起和工厂的机械化、自动化。在机械化、自动化之前,工人多是自我管理,领头的是工头,负责生产的组织。机械化、自动化之后,工厂就不是围绕着工人的劳作、而是以机器的逻辑为核心来运行。这就要求管理上的革命。最懂得机器的逻辑的,当然就是工程师。所以,在最底层,代替工头来组织劳动的,就要仰仗工程师。在中上层,企业宏观的运作,也必须借助工程师的专业训练。前GE总裁韦尔奇这样的“世纪经理”非常有代表性。他们在企业中的领导角色,并不仅仅是他们更懂得产品中所蕴含的复杂工程科学知识,也是因为现代工业生产的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工程上的组织。直到现在,美国的MBA课程都特别注重招募理工科人才。特别是MIT的Sloan商学院等等,几乎是在工科教育框架中的商学院。

第三,理工科毕业日后读法学院或普通的研究院,也都非常有竞争力。比如,如果你想读经济学博士,本科专业是数学,恐怕比本科专业是经济学要占很大的便宜。再如法学院。最近苹果与三星的专利官司打得如火如荼,涉及到十亿美元的赔偿。小女对法律很有兴趣。她听完新闻后的评论是:她要上法学院,最好先当个工程师,日后处理这样的案子会更有能力。其实,不仅她这位十三岁的初中生是这么看,许多法学院也是这么看。法学院力求追求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理工本科出身的学生申请法学院的偏少,真申请反而会有物以稀为贵之效。总之,理工教育属于传统的文理教育范畴,在美国很受尊重,既是个硬本事,日后变通起来也方便。

最后还有一点,即学习理工科的语言障碍比较小,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中国学生适应起来比较容易。特别是中国学生理工科基本功比较好,一些理工科上的平平之辈,到美国后可能表现比较出色。这就给留学生们宝贵的适应机会。不过,学习理工科,决不能因为语言障碍小就在语言上偷懒。这只不过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日后在美国要有前途,还是要有长期规划,把英语学好。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热:教育上的舍本逐末

我一向认为,商科过热是中国高等教育病态之表现。留美中的商科热,则属于病入膏肓。这种观点,在网络上遭到抨击并不意外。因为商科热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滋生了许多商科毕业或商科在学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生怕自己的身价受影响。但是,事实和数据非常顽固,一直在证明着我的观点。

先说国内的商科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吸引着全国高考精英的新闻已经非常耳熟了。有报道说,1999-2010中国的高考状元最青睐北大清华,而且最热衷于商科。北大的状元们主要集中在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管理专业状元人数高达有231人,其次是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98人,法学专业有42人,生命科学专业有33人,外语和中文专业各有10人,计算机专业 有9人,电子信息专业有5人。也就是说,这几个专业加起来,状元人数也顶不上一个光华。

清华大学一直有中国的MIT之称,吸引了342状元。但是,即使在这所理工名校,也是经济管理专业的状元人数最多,有65人,其次是电子信息专业,有63人,计算机专业和土木建筑 专业有37人,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35人,自动化专业有29人,生命科学专业有25人,材料学专业有8人,法学专业有5人。

我曾抨击这种现象是个“笑话”。有大量网友反唇相讥:难道沃顿商学院不是很优秀吗?美国有沃顿,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光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简单地比较一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两个排名。我们当然不应该迷信排名。但是,从这两个简单的排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粗线条的教育图景。

美国前十名的研究性大学依次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MIT、斯坦福、杜克、宾夕法尼亚、加州理工。另外,前十名的顶尖本科商学课程依次设在宾夕法尼亚(即沃顿的所在学校)、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卡内基梅仑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德州大学、康奈尔大学。也就是说,排名在前十名的学校中,仅有两所学校提供本科的商学教育。剩下提供本科商学的大学,除了康奈尔外,大多排在二、三十名以外。

另外,2012年沃顿本科的录取率为10%,但哈佛的录取率仅5.9%,斯坦福6.6%,耶鲁6.8%,哥伦比亚7.4%,普林斯顿7.9%,MIT8.9%,达特茅斯9.4%,布朗9.6%。这些都是本科不设商学专业的学校,都比沃顿录取率低。更不用说,哈佛的本科生6657人,普林斯顿5249人,耶鲁5349人,哥伦比亚6027人,芝加哥5388人,MIT4384人,斯坦福6988人。而沃顿的本科仅有2544人。可见,美国绝大多数一流大学,并不提供商学教育的本科课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毕业生,也只有极少数才肯去读商学院。

大学是年轻一代思索人类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并寻求应对之道的地方。大学的本质,还在于思想和知识。商学在大学的知识体系中,仅占有边缘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部分精英大学把商学归入职业教育的研究院的缘故。中国近十几年来,商业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学也纷纷对之投降。这就出现了中国的一流大学竞相建设商学院、并急急忙忙地把商学教育推到本科阶段的现象。殊不知,这一潮流,是教育上的舍本逐末,最终不仅会害了学生,也会伤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看看这二三十年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是什么?微软、谷歌、苹果、水力压裂钻探技术、生物工程、材料科学、脑研究…… 有了这些,才谈得上经营管理。一个满街叫卖声、却没有人能够制造出有创意的产品来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生机?

记得2012年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以经营奇才的面目挑战奥巴马,觉得自己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练就的管理技艺,能够拯救美国。然而,即使是保守派的喉舌《华尔街日报》也对此不买账,称这种经理型政治家无法提供国家所需要的领导力和感召力。自由派的对手则攻击说,罗姆尼在商界成功时,在台上确实非常光鲜。但他能拿在手里炫耀的,就是钞票。这和乔布斯在台上拿着一台苹果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崇拜财富。但最终还是要看你为这个社会作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光是钞票,则难以持久。后来罗姆尼以明显的劣势落选,多少也显示了这套商学院哲学的不中用。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华尔街淘金泡沫迅速崩解,创业热升温。社会风气有舍末归本之趋势。有志向的年轻人,对发明创造更为热衷。

我们这代人读大学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征服人心。这种信念虽然狭隘,但比起当今的商科热来还是实在得多。反省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虽然创造了许多财富,但基本还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这三十多年,无论在科技的创造上还是在文化的创造上,实际上都相当贫瘠,远无法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相称。中国留美的理工博士,90%以上一去不归,比例居世界第一。这多少也反映着在中国搞发明创造的回报过低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媒体、家长,已经不热心地鼓励孩子当科学家、发明家,而更多地是鼓励他们长大赚钱、“成功”。这才是商科热的大背景。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如何改造:多学点文科

美国有若干所著名的商学院提供着非常优秀的本科教育,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MIT的Sloan、圣母大学的Mendoza、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商学院等等。但是,大部分商学院本科教育水平低,也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怎么改造?有些是很难改造的。特别是低端的商学院,学生素质实在太低,课程不过是反映着学生的接受能力。但是,还是有相当的商学院,特别是优秀的商学院,是可以改造的。在这方面,教育界和企业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商学院的学生要多学些文科,或者说是传统的文理学科。要把商学院整合到大学的宏观教育构架中。

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美国的雇主们描述了他们所希望雇佣的22岁的大学毕业生是什么样子:写作条理清楚,思维有创造性,擅长分析数据资料。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生物专业,都可以成为理想的雇员。另一项调查综合了113家企业的意见:在商界成功最为重要的技能,是语言交流能力,接下来的是发现问题和界定问题的能力,在接下来是能够负责、能够推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些技能,更多的是在传统的文理学科中培养的,是商学院教育特别缺失的。

AT&T的一项调查,则更为具体。调查对不同学科的毕业生的“管理表现”进行评分。结果发现,文科专业的毕业生高达6.1分,商科专业的仅为5.8分。斯坦福大学教授Thomas Harrell二十年的研究则发现:最大的商业才能是沟通能力。而文科背景的人这方面的能力最强。

这也难怪,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坚信所有的经理都应该接受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训练,并把管理本身视为一门人文学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企业界对商学本科教育最大的抱怨,是过分集中于金融财会上的技术细节,没有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巧,缺乏文科中那种长文写作、课堂辩论等等的训练。

这些现实的反馈,引导着商学院的改革。卡内基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报告,赞扬10个商学院成功地把实用技能训练融入传统的文理课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波士顿郊区的Babson学院。这虽然是一所纯商科的专业大学,但非常注重文理等传统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其校长Leonard Schlesinger明确地说:“实际的商用技艺,随着组织和技术的进步,经常五年就过时。但是,历史和哲学所提供永恒的背景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对商科学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向学生提供这种永恒的知识,我们的教育就显得非常残缺。”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等几所著名的商学院,也试图把历史、伦理、写作等课程整合到金融和市场的课程中。其中,乔治华盛顿大学计划请心理系和哲学系的教授讲授商业伦理,请工程系的教授讲授持续发展,并制定新的课程规划,把“商业与社会”作为核心课程。

2011年出版了一本《重新思考商学本科教育》,集中了若干专家对商学教育的反省。其中一位作者William Sullivan指出,把商学教育和文理教育分开,伤害了商学院的学生。这种区分使他们把商学教育从大学的其他课程中孤立出来。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商学这种技能训练融入高等教育中,使之成为年轻人素质成长的一部分。顶尖的商学院,大体也都这么作。比如,沃顿商学院本科生的一半课程,都是传统的文理课程。MIT的Sloan商学院对本科生的要求,也包括17门本校的一般性课程,如两门微积分、两门物理、一门化学、一门生物等等,另有许多统计分析、微观经济学等等,数理成分很重,和这所著名的工学院教育融为一体。许多优秀的商学院,虽然设有本科专业,但往往是要求本科在大学的头两年甚至头三年接受一般性的文理教育,最后阶段才进入专门的商学教育。

经济危机爆发后,即使是名校的学生,也深切地感受到就业的压力,实用的要求越来越强,象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这些有商学院的常青藤,纷纷给本科生加开一些商学课程,甚至还是授予结业证书的。但是,这些学校都还没有发展出两年的商学本科专业(前两年一般性通识教育,后两年进入商科,是许多学校商学本科教育的模式)。达特茅斯Tuck商学院的院长Paul Danos表示,虽然商学的本科教育越来越流行,但顶尖的大学对于传统文理课程所提供的知识广度非常珍爱。象达特茅斯这样的学校,不太可能在本科教育中加上两年商学专业的内容。

商科教育,是现实永恒的需求。这里的问题是,商科教育是否属于高等教育?美国从沃顿商学院开始,把商科纳入了高等教育的体系。这就意味着商科的学生必须接受传统大学中的文理学科的训练。如今,美国的大部分一流大学,还是拒绝在本科设置商学类专业。那些设置本科商学类专业的,也往往坚持“学而优则商”的哲学,先上学生接受传统的文理教育,最后才涉猎商学专业课程,以保证商学的高等教育品质。我曾经对学生们说:“高等教育,之所以叫‘高等’,就在于其属于上流或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这话不好听,却是事实。你如果对上流或精英文化一点兴趣没有,进大学就走错门了。”作为历史教授,我从不讳言我的职业偏见:高等教育包含着许多看似不实际、“没用的”的贵族式的课程。但是,在过去几百年,大学从不实际的象牙之塔,越来越显示出其实用的价值来,乃至被市井凡夫所追逐。这多少也揭示了“不实际”、“没用的”教育的意义之所在。当今世界早已进入高技术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产业、组织、技术、知识都不停地更新。这一趋势,就更加凸显了阅读、写作、沟通、数理分析等“可转移性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的重要。而那些具体、固态的技能,则时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可惜,目前大学普及,大量的学生把大学当作职业培训所,觉得自己和过去作坊里的学徒工没有本质区别,目标就是一门手艺。大部分商学院的本科课程,就是适应他们的要求。这虽然也叫大学教育,实际上则早就有名无实了。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学院的成败

当沃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商学院时,这种大学里的商学院是个异类,甚至可以说是两面不讨好。工业家卡内基直言不讳地批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到了实业界多是废物,因为大学不过是教些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若干死掉的语言。这样的知识,似乎是为了适应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做准备。未来工业界的领袖都将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那些20岁才出道儿的大学生,很难竞争得过那些14岁就到办公室擦地板、当学徒的孩子。

卡内基说这些话,当然有自己的经历在里面。他是苏格兰移民,自幼随着走投无路的父母到美国碰运气,13岁开始了童工生涯,一周六天工作,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晚上读夜校,最后一步步地成为钢铁大王、世界头号富人。在他眼里,大学里那些饱读诗书的温室里的花朵哪里吃得了这样的苦?在实业界的惊涛骇浪中能顶什么用?

另一方面,教授们则普遍觉得在大学里开设商科铜臭气太强。大学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商科创造了什么知识?那些唯利是图的雕虫小技,怎么可以进知识的殿堂?这也怪不得,在沃顿成立后的十七年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建立商学院。直到1898年,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各自建立了商业和政治学院与商业学院,局面才开始改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达特茅斯建立的Tuck商学院。这是第一所研究院级的商学院。Tuck的口号是“首先做人,然后做生意人”(the man first and the businessman afterward),并设计了3+2的课程结构:学生必须在本校修完三年的传统文理课程,然而加修两年商业课程,获得“商业科学硕士”。1908年,哈佛商学院成立,同样是研究院级别的教育,也要求学生必须完成本科的文理课程后才能进入。第一届58名学生中,有42位是本校的本科毕业生。文理教育,仍然是大学商学院的基础。1920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成为第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商学院,以加强商学的学术色彩。

可见,大学商学院在初期的发展中,回应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大学意识到商业的意义,甚至称商业是未来文明的火炬,进而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社会的领袖。这样,大学就不再是卡内基所谓的读点历史和死的语言、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了,而成了经世致用的学府。同时,商学院坚持把传统的人文和科学教育作为基础,加强商学院的研究性,使之符合大学的学术标准。

结果如何呢?进入二十世纪后,商学院空前繁荣。在1900-1913年间,有21所大学成立了商学院。到1924年,有400所大学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商学课程。到1930年,主要的州立大学都提供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事实证明卡内基错了。大企业雇人,多要看文凭。商学院毕业生炙手可热。从1900年到1929年,经理在工厂雇员中所占的比例,从8.1%上升到17.9%。从1920到1930年,金融保险业的雇员增加了80%。商学院成了经理和白领的训练营地。《纽约时报》在1915年就公开宣称:“我们坚信有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比那些靠些小手艺从最底层开始往上爬的人更为适合现代商业的发展。”Tuck头五年培养了24名学生,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有6人成为大企业的总裁,其他也多为高层和中层经理。

不过,商学院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二十年代,美国经济飙涨,商学院暴热,扩张迅速。可惜,作为新学科,商学院缺乏传统,师资不足,经常滥竽充数,课程也没有规范。同时,学生人数过多,课堂爆满,还有许多学生素质过低,需要补课,使商学院越来越丧失了精英教育的品质,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学术标准。这一趋势,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持续至今。1919-1920学年,商学院授予了1559个学士学位,110个MBA;同时,美国大学授予了4400个工程学位。那时还是个工程师的时代。到1931-1932年,商学学士学位的数量达到10177,MBA为1017,工学位只有10374。商学的学位数量超过工程学位。1939-1940年,商学学士达到19036,MBA为1139,工学位猛降到了1348。到1955-1956年,美国各种学校授予的商学学士学位超过4万,硕士学位超过4千,博士学位有121个。再从商学在本科所占的比例看,1919年,美国的本科学位中,只有3.2%是商学学位,到1949年上升到13%,如今在超过了21%。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后高等教育的普及。194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比沃顿时代普及了许多,但也仅有15%的适龄青年上大学。到了1970年代,这个比例达到了半数。如今这个比例已经接近70%。到2009年,以MBA为主的商学硕士学位的授予量就接近17万。可以说,如今的MBA,还远不如100年前的商学本科学位更为精英。

在这种情况下,沃顿商学院创立时的精英理想就难以在商学教育中维持。商学院开始两极分化。顶尖的MBA课程,虽然一直充满着危机和争议,但总的趋势还是炙手可热。毕竟美国的企业越来越复杂,对高端经营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MBA主要的生源,还是传统的文科和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本科期间多有着良好的文理训练。但是,普通的商学本科课程,则成了MBA课程的影子。大部分商学院院长集中精力主管MBA课程。毕竟MBA代表着一个商学院的品牌。本科部分则往往虚应故事,甚至连专门负责的院长也没有。那些本科生,不过是学一些MBA课程的克隆版。他们在读商科前,已经不被要求接受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的训练。1959年,卡内基和福特基金会分别提出两个关于商学院本科教育的报告,称商学本科的学生越来越多。比起文科和理科学生来,他们家庭文化背景和经济地位都比较低,自己的成绩也比较差。再加上商学院师资水平不如其他学科,就更使其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试想,在将近70%的适龄人口都进大学的时代,商学本科生不过是这70%中的低端。这些人怎么可能成为管理精英?在美国,教育程度越低的家庭,对大学的理解越为实用,所求的就是学点马上能用的手艺。高端商学院那种“先做人,再做生意人”的高远理想,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当这些学生成为教育市场的主力时,他们的学费就不赚白不赚。许多商学院把自己的MBA课程抄一下转卖给这些人。如今许多中国学生涌入商学院本科,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对美国的教育理想不理解,希望学个“好找工作”的专业。他们的加盟,使美国商学院本科的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

《跟着薛涌留学去》:沃顿是怎么来的

当我批判美国的本科商学教育时,许多商科的信仰者和身体力行者马上就提出沃顿商学院。不错,沃顿不仅是很优秀的商学院,而且提供着一流的商学本科教育。沃顿的建立,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检讨一下沃顿创立的历史和其目标,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在美国大学的商学本科教育,大部分恰恰都背离了沃顿的理想。

沃顿是第一所在大学里建立的商学院,但不是第一所商学院。在沃顿之前,美国的商学院已经非常流行。美国南北战争后,很快进入了经济高增长期,即所谓“镀金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是铁路热和大企业的兴起。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或稍后而涌现的。企业规模的急剧扩大,使传统那种雇主亲自经营的家庭模式无法应付,必须雇佣一个经理阶层。这种对经营人才的需求,刺激了商业学校的崛起。1895年,私营商业学校的学生接近10万人。这些商业学校,培养了洛克菲勒等企业巨子,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比如纽约的Packard Business College,在40年内培养了两万多学生,子弟遍布纽约的金融界。Eastman School,则是后来参与创立柯达公司的企业家George Eastman一手创立的,有四所校园。不过,这些商业学校都是赢利性的,培养的就是些赚钱的技能。

1881年,一位叫约瑟夫.沃顿的企业家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10万美元,建立了大名鼎鼎的沃顿商学院。当时沃顿本人就是宾大的校董之一,并说服了其他董事们支持自己的理念。否则这10万美元也不会有此神通。沃顿目睹了企业家在他所经历的时代巨变中影响越来越大,但依然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医生、律师那种行业的公共品格。因此,他认为企业家不能仅安于当个财主,而要成为社会领袖,承担更大的责任。另外,现代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复杂,靠过去那种学徒式的方式已经无法掌握,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训练。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富家子弟继承了相当大的财富,如果不会经营就将白白地将资产挥霍、浪费掉,现在急需给这些人提供训练。可见,沃顿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精英阶层的。

在“镀金时代”,财富迅速集中到大企业家手上,破坏了传统那种以自耕农理想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各种司法官司和政治运动不断,挑战这种财富集中的正当性。企业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与其说是应付前所未有的规模经营,不如说是把自己的财富正当化。要知道,当时美国也正处于“德先生”、“赛先生”的时代。财富的集中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民主就可以通过各种立法和政治手段对之进行限制甚至剥夺。在这样的挑战下,这些企业家们最终走出来的路子,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社会财富的监护人,而不是私家的守财奴。卡内基的慈善事业就是一个例证。同时,他们把自己的经营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科学在当时已经被公众视为是没有利益编好的、促进人类整体福益的事业。“赛先生”是新宗教。你说赚钱可能被别人看不起,但要说按科学办事,大家则都服气。

这也是沃顿要把商学院建在大学里的初衷。企业家赚了钱后,就要登堂入室,争取被社会所尊重,成为社会领袖。这就和一两百年前英国的商人发家后马上要把自己打扮成绅士的道理一样。这种变身的办法,就是实实在在地为全社会的福益作出贡献,并学习上流文化,特别是那些关乎整个社会和文化命运的学科。另外,十九世纪末正好是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崛起的时代。大学从绅士俱乐部转型为工业化的组织结构,按照德国模式以科系划分专业、形成研究集团甚至流水线。商学院也效仿这样的方式,特别是追随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模式,要把商学训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沃顿对商学教育最大的创新,是把商业教育镶嵌在大学的文理课程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框架之中。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商学院的学生首先要学习文科和若干理科课程,然后才有资格接受经营方面的训练。Edmund James作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的创建人,成为沃顿的第一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沃顿成功地变成了一所培养商业专门技能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学院。沃顿商学院至今仍然把文理课程作为其本科生的核心课程。

可见,沃顿的创新,不是鼓励年轻人早早经商,而是为那些立志于经营的年轻人提供人文和科学方面的教育。如上所述,1895年沃顿成立了已经十几年,在商业学校中接受训练的学生接近10万人。但在大学里的商学院读书的,本科和研究生加在一起仅97人。到1924年,达特茅斯的Tuck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都已经开设了MBA课程,但在在大学商学院注册的学生也还不足4.8万,在商业学校接受训练的学生则将近19万人之多。可见,商业训练在那个世道已经让人趋之若鹜,并不需要鼓励。需要鼓励的,是有着价值理想和社会责任,有科学素养的专业人才。沃顿虽然大名鼎鼎,实则曲高和寡。那些急功近利忙着学赚钱的本事的凡夫俗子,和沃顿高远的理想终归格格不入。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低端的大学教育

美国的商学类本科,高不成、低不就,成了养懒汉的大本营。乃至有些教授们在问:商学本科还有必要存在吗?

放心,商学本科会存在下去,而且恐怕还将是美国大学本科中最流行的专业之一。不过其理由未免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有相当一大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教育过程不甚理解。文凭对他们来说就是个驾驶执照,能越早拿下来越好,越省事越好。他们的整体教育战略就是抄近道,而非基于成长的长远设计和准备。

早在1959年,福特基金会就发表过一篇报告,警告有太多的商学本科学生是因为荒疏(by default)而选择他们的专业。另有论者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商业周刊》上排在前50的商学本科还算靠谱儿。但在此之下的商学院,往往漫无法则。学生选择商科,有的是不明白自己究竟应该干什么,最后听大家都说商科能保证毕业后马上有工作,于是就捡个商科先学着。另有一部分人,则是“吃柿子先捡软的捏”:商科不需要很强的理工训练,又没有文科那么大的阅读量和写作、外语等要求。这是个和朋友泡泡就能混的“软专业”。

在某种意义上说,低端的大学商科是无药可治的。为什么?因为高等教育普及了,许多不应该上大学的人上大学了。智商名著《鍾曲线》的作者之一、社会思想家Charles Murray曾指出,一般而言,读大学的材料至少是智商115。过了这条线,就属于人口中16%最聪明的人。当成人中28%都拿到学士学位时,就意味着大学生的智商难以完成高等教育的要求。主持“美国高考”SAT的大学委员会提出另一个标准:一位18岁青年在SAT中的语文和数学考试中成绩相加为1180分,那么就有65%的机会在41个主要的精英大学和州立大学的一年级维持2.7的平均分(最高为4,这大致相当于B-或C+的平均成绩)。能达到这么一种看似可怜的水平的,只占SAT考生中的10%。可见,大学虽然可以对人人都开放,大学的学术要求则远非人人都能达到。2011年,美国68.3%的高中毕业生都上了大学(2009年一度超过70%)。在这些学生中,有60%是就读于四年制的大学。也就是说,有4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就读于四年制大学。

也许智商的标准过于狭隘,也许智商的测量并不准确。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大学之所以叫“高等教育”,就因为大学是针对素质最为出众的群体的。这里所谓的“素质”,可以用智商、情商等多重标准来衡量和界定。但是,不管你对素质怎么界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少部分人才会对高深的学问有兴趣、有理解力。素质到不了那个等级,硬着头皮上大学,结果还不仅仅是达不到学术要求,而是根本不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也不可能理解所学的内容有什么意义。这些人有时还未必是懒,而是实在没有办法长期集中精力钻研自己既无兴趣又不理解的东西。对这样的学生,怎么督促、监管也没有用。

结果,除了精英大学外,一般的美国大学纷纷降低学术标准,对于那些“混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不管标准怎么降低,柏拉图还是柏拉图,牛顿还是牛顿。怎么能说服那些最差的学生学这些呢?门儿也没有。这些人,在过去就是地道的体力劳动者,犯不上在书本上动脑子。现在制造业外包,体力活儿越来越少,吓得他们都跑到大学中来。这时如果你让他们读柏拉图,他们肯定会睡过去。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没有力气活儿干了,学学算账吧。会算账到哪里都有口饭吃。在街上摆摊叫卖,不如学点新技术,比如市场营销,这比你扯着嗓子喊有效果得多。”听了这些,这些人反而可能眼睛一亮,多少能打起点精神来。至少许多末流的大学商科,就是适合这样的人的需求的。也怪不得PPT这种图画书式的教学在这样的课程中满天飞了。商科学生的考试到处垫底,也是对其素质的一个旁证。

商学院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在欧洲建立,但主要被视为是职业学校。直到1881年,沃顿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成为第一个在大学里设置的商学院。可以说,是美国率先把商学院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不过,美国的许多普通商学院,至今仍然保持着职业学校的风格。一般而言,在美国提起商学院,人们本能地想到的是授予MBA的研究院级的教育机构。我刚刚执教萨福克大学时,还闹过一个笑话。当我听说我的世界史课主要是商学院学生选修时,就对班上同学说:“欢迎欢迎,我很喜欢教研究生。”后来马上明白,人家全是本科生。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和文理学院分开,但两者都是本科生学院。这种隔离,多少显示了职业学校型的商科和传统高等教育的距离。许多论者指出,这种分法,等于把商学院从大学的环境下隔离,使得商学院象个技术培训所,妨碍了学生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素质达不到高等教育要求的学生,这种隔离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生怎么在小组学习中混日子

我们总觉得美国是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是个强调集体精神的社会。其实,在教育上,美国特别强调团队配合。特别体育,在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上非常成功。不过,在课堂上,过分强调团队往往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中小学的老师,动不动就让孩子们结成小组做项目。小女曾有一次这样的经验。她和一个白人女孩儿结成小组。结果,一个小科学项目全凭她一个人废寝忘食地干,她的搭档不仅什么都参与,甚至项目完成后好心给她讲解都没有心思听。最后项目在科学展中面世,那孩子则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助兴,好不风光。当然,最后打分,则是小组集体打分。我们和女儿本身都没有太大抱怨。毕竟学习是为了自己。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小组学习的方法,能培养许多混混,而且能混到高分。2012年哈佛有125名学生涉嫌在开卷考试中抄袭作弊,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些学生习惯于集体做项目,乃至在应付考试时本能地合作。顶尖大学都这样,一般院校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商学院则把这种流弊发展到极端。除了美国教育这种根深蒂固的群体依赖症外,商学院自有其本身的文化。哈佛商学院教授Rakesh Khurana指出,在MBA的传统中,商学院的教育往往被视为构筑人脉和关系的过程。学生们要找机会一起多泡,建立精英的网络,日后彼此提携。这套风气,渐渐渗透到本科的商学教育中。

人脉和关系确实对做生意很重要。也许这确实是顶尖MBA课程的重要优势。毕竟,在《财富》500大企业的CEO中,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占据明显优势。多认识这等人物,日后则有通天之道。不过,并非所有商学院都是哈佛MBA。特别是本科商学院,培养的多是下层白领雇员。在这个阶层中,人脉和关系则没有那么重要。把读书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实在得不偿失。

另外,商学院的课程,从MBA开始,就采取案例分析的模式,往往都是团队操作。学生们必须分成小组,集体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据说是更接近真实的企业经验。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普遍推广后,流弊甚重。比如,“高校学习评估”的调查揭示,小组学习越多,学生各方面能力的进步就越小。

为什么会如此?且看这样一个典型:一群二十岁上下的本科生,被分配一项任务,分析一个企业的成败,然后集体写出15页的报告,提出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或者用PPT(幻灯演示)进行25分钟的课堂陈述。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几位比较好的学生承担一切:细读和分析资料,整理要点,执笔写作或进行课堂陈述。大部分学生只是小组讨论时到场即可(甚至不到场)。很多商科学生,平时书一点不读,也不会对任何东西作出自己的分析,从来没有独立完成过5页的读书报告,不过是和这个小组混混,和那个小组混混,只有在考试和进行集体课堂陈述时才去上课,最后大家得个集体成绩。更有些学生习惯于此道,觉得考试时偷窥同学的答案也不过是小组学习。至于PPT(幻灯展示),其目的和逻辑则是把问题表现得简单明了,让大脑最简单的人也能理解。大家不读书,不接触繁复的数据分析,不进行复杂的思辨,整天就看“傻瓜相机”般的PPT。这还叫“高等”教育吗?

以我这位历史教授的偏见,文科教育强调的是文本分析、档案和史料的收集梳理、用所掌握的证据发展出思想、并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往往是写作)表达出来。这套技能,乃高等教育之核心所在。相比之下,商科学生就是小组泡泡,上课PPT主宰,仿佛是看图画书。日后连对付GMAT、LSAT这种标准化考试的能力都没有。

应该说,美国的教育制度中,强调培养团队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其中最成功的方式,就是体育。在中小学,优等生往往也是运动队的主力。想想看,一个足球队要想有竞争力,场上所有队员都必须尽职,场下的替补也必须严阵以待,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输球。领袖角色是要激励和召唤出所有人的能动性。但是,商科包括MBA的教育中,小组工作则没有如此严酷的竞争环境,往往鼓励的是懒惰和散漫。这样的问题,是商科教育的难局,一直都没能获得解决。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为什么误人子弟

关于美国大学商学本科的问题,近来充斥美国媒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荒疏的专业:滑过商学院》(The Default Major: Skating Through B-School)。另外,两位社会学家Richard Arum和Josipa Roksa撰写的《学术漂失》(Academically  Adrift),也有大量的篇幅讨论商科教育的问题。各大媒体都对此书发表书评,使之成为公共议题。

《学术漂失》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数据,是对24所院校进行“高校学习评估”。这一评估,主要是对学生阅读写作和逻辑推理能力的测试。测试的起点为新生入学之时,终点则是大二结束。结果显示,在大学头两年,商科学生的进步最小。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工程等专业的学生,则进步显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研究发现,学生进步的大小,和其用功程度有着紧密的相关性。越用功的学生,进步越快、学的东西越多。根据《学术漂失》引用的数据,数学和科学专业的学生最用功,每周课外的学习时间平均为14.7个小时。接下来是健康类、工程和计算机类、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他们大致每周课外都会学习13个小时上下。商科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最少,仅9.6个小时。教育和社会工作类专业的学习时间也很短,为10.6个小时。另外,从每个学期学生和教授课外接触的次数来看,数学、科学专业的学生最多,超过4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以及人文和社科专业的学生,和教授接触也接近4次。商科学生和教授的接触则不足3.5次。

《纽约时报》报道了西南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公立大学Radford University的情况。这是所典型的中游大学。在校生的SAT平均成绩接近全美的平均数,商科类专业学生占学生总体的19%,也相当接近全美的平均水平。一位助教指出,在这里,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怎么做功课。《全美学生参与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则揭示,这里毕业班的学生, 每周平均仅用3.64个小时准备功课。管理教授Jerry Kopf指出:“我们招了许多不阅读、也不是在阅读中长大的孩子。有太多的事情来争夺他们的时间。他们的饮酒次数和数量越来越高。很多人有抑郁症。仅仅是让学生保持警觉、有动机,或让他们来上课,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其中一个毕业班的学生称,在有考试的时候,他一周学习10个小时。没考试的时候,学习时间几乎是零。他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即使这样,他的成绩还尚可,平均分数为3.3(满分是4)。

商科的学生习惯于轻松的课程、垂手可得的高分。另外,他们人多势众,往往能够主宰校园乃至课堂的文化。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就深有体会。我所执教的是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在2011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全美地方大学排名中列北方第60位,并一直排在《普林斯顿评论》全美375所最佳大学之中,包括全球前25位的企业家课程。录取率为79%,学费一年超过三万美元。在美国,这算是中上等的四年制大学了。另外,我们学校文理学院和商学院分开。不过,商学院的本科生,需要到我们学院来选修一些文理方面的课程。比如世界史课,就有大量商学院的学生来选。因为他们的表现明显较差,让教授们叫苦不迭。

我刚到学校时,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自报奋勇教世界史,并且设计了题为《帝国与全球化》的两学期系列课程。但是,第一学期上课,就发现商科学生占满了课堂的80%。其中有位歪戴着帽子的学生,四仰八叉地坐在第一排问:“我只对赚钱感兴趣。这课怎么让我赚钱?”这些学生普遍认为,学校要赚他们的学费,所以逼着他们学历史。不用说,他们的成绩普遍较低。有的学生,上了半学期课才开始露面,还问我能否拿A。有的则到了期中考试时还没动过教科书。我曾一怒之下给全班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及格,闹得这些学生仗着人多势众到处去告状。虽然他们告不出结果,但也逼着我改变教学。我一向很烦考试,特别是以选择题为形式的考试。但我不得不采取一周一小考的制度,检测学生是否完成了阅读。

也许有人会说,商科学生不想学历史,被学校逼着学历史,所以表现很差。这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如今顶尖的MBA课程,往往督促本科的商科学院多选些文科课程开阔眼界,否则在竞争中难以证明自己。另外,我的班上,时有工程专业的学生。他们也多是被学校要求来选历史课的,有时没精打采。但一考试,成绩总是鹤立鸡群。我总希望能够按照他们的程度讲课,使课堂更有挑战性一些,以激励他们。但是,这些凤毛麟角的工科学生和大量的商科学生一起上课,逼着我只能照顾大多数。以我有限的经验和印象,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工科学生和商科学生的素质,完全是两个档次。

面临商科生的这种素质,许多教授干脆放弃。《纽约时报》那篇《荒疏的专业:滑过商学院》的报道,开篇就讲北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在给商科学生上课时,已经不再出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考试题了。那不是因为老的考题过时,而是这些学生很少能通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不读书。学生不读书,教授面临着法不制众的难局,干脆放弃把关,最终的结果,就是把商科打造成误人子弟的专业。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在其他专业照样碰壁

大学本科的商学类专业,再往高读,在MBA这种本是自己的领地也不受待见,眼睁睁地看着工程、社科人文专业这些“外来和尚”耀武扬威。那么,商学类本科专业的学生,读研究院时也是否可以到其他领域试试运气呢?看样子也不行。

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是三大炙手可热的研究院。其中,北德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Michael Nieswiadomy长年研究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也根据考生的本科专业列出了一个成绩排名。这是根据2007-2008年度的LSAT统计出来的。在这个排名中的二十九个专业中,平均成绩第一的,是物理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为160分;第二位为经济学专业,157.4;第三位是哲学和神学专业,他们和经济学专业的成绩一模一样;第四位是国际关系专业,156.5分;工程专业排第五,156.2分;政府和服务专业以毫厘之差排第六,156.1分;第七位的化学专业也是156.1分;接下来的是历史、跨学科研究、外语、英语、生物和自然科学、艺术、计算机。到了第十五位,才轮到第一个商科类专业,金融;第二十位是会计;第二十三为市场;第二十四为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第二十六位商务(Business Administration)。可以说,商学类专业的考生,还是属于垫底阶层。唯一在商学类之下的,是健康职业(这是培养护士等服务人员的专业)、法律预科(Prelaw)、犯罪司法研究这三个专业。

这里我们有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前面已经讨论过:总一些学生因为想读MBA,从本科起就要专精,选了管理、市场、会计、金融等商科类专业,结果真考GMAT时反而沉沦末流。法学院也是如此。许多美国人觉得要读法学院,就从本科准备,不要在其他方面浪费时间。当他们发现美国的大学没有法学本科时,就选和法学最接近的专业,如司法助理、法律预科、犯罪司法等等。结果,考法学院的LSAT,正是法律预科和犯罪司法专业的学生垫底。可见,美国的教育体制,鼓励你在本科阶段多发展素质,培养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你若不理解这些,非按自己那一套扭着来,最后就会受到惩罚,被打入底层。

申请一般的研究院所必需考的GRE,是中国学子最为熟悉的。可惜,我找不到各本科专业学生们在这项考试中平均分数的排名,有的只是按考生所申请的研究院专业而归类的成绩排名,是根据2001-2004年间的考试成绩统计出来的。众所周知,美国大学在本科和研究院之间,专业转换频繁,本科和研究院的专业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不过,这个排名依然非常珍贵。至少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下考试的志向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GRE的考试,分阅读(Verbal Reasoning)、数学(Quantitative Reasoning)、写作(Analytical  Writing)三部分。在阅读部分,报考文科专业的学生占据压倒优势。排名依次为:哲学、英语和文学、人文和艺术、历史、艺术史和理论、宗教、物理和天文、图书馆和档案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外语和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数学、地球/大气/海洋科学、材料工程、生物科学、工程等等。排在大部分理工科后面的,则是第38位的商务、第42位的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第50(即最后一位)的会计。

数学部分,则是理工科专业占据压倒优势。排名依次为:物理和天文、数学、材料工程、电子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其他工程、工业工程。商科类的银行和金融专业排在第9。这大概和这一学科对数学的要求高有关(注意,这是包括专业,考生未必来自商科专业)。接下来是经济学、计算机和信息工程、化学、地球/大气/海洋科学。文科类最高的是哲学,排在第十五,商科类的商务排第十八,会计排第21,人文和艺术专业以一分之差紧随其后,然后是政治学、宗教。商科的管理专业排在几位后面的第二十九。大体上,商学院虽然许多大量数学,但在数学部分,报考商学院的人和报考文科的表现大致差不多。不过都远远落在理工科之后。

写作部分,又是文科专业绝对主宰,排名依次为哲学、英语和文学、艺术和人文、历史、政治学、宗教、人类学和考古、艺术史和理论、教育、外语和文学等。理工科专业最高的是物理和天文,占据第十六位,第十八、十九、二十的也都是理工类:生物科学、化学、地球/大气/海洋科学。商学类最高的为第二十九位,银行和金融。接下来是第三十五位的管理、第四十五位的商务、第五十位的会计。

从这个排名中可以看出,报考哲学、物理和天文这些最清高的专业的学生,往往是最聪明的。其中总分最高的是哲学专业。报考商学院的,铜臭气大点,除了报考金融和银行专业的学生表现出色外,其他总分都比较落后。美国的一些商学院,容许让申请者用GRE代替GMAT。这就使我们可以把报考商科的和报考其他研究院的申请者的成绩进行横向比较。当然,这不能说明本科专业教育的情况。因为本科专业未必是报考的专业。但是,这至少说明,美国最聪明的学生,眼睛不是盯着金钱。这和中国高考状元扎堆光华管理学院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留美学生到商科扎堆,确实也和这种价值观念有关。当我在微博上劝大家不要盲目读商科时,几乎遭致“群殴”。许多人称,我作为文科的教书匠,是出于对商科高薪的嫉妒而贬低人家。似乎学商挣大钱,已经成为中国学生读商科的主要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系列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即使奔着钱去,商科也非一个好地方。

《跟着薛涌留学去》:进顶尖的MBA,最好先学工程

我不知道碰到了多少这样的父母,他们咨询孩子的留美前景时经常问:“孩子理工很优秀,就是木纳点,文科偏弱,学商行吗?”我实在哭笑不得:“理工好,为什么不让孩子继续学理工呢?学商干什么?标普500的CEO们的本科专业,33%是工程,仅11%是管理。就算你孩子想进商学院读MBA,先学工程本科也有利得多!”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时代变了,最顶尖的学生,即使是理工优异,也急急忙忙地竞争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小时候信奉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淡忘了。但这句“老人言”,其实很适用于美国。

我们已经按考生的本科专业分析了MBA的敲门砖GMAT的考试成绩排名。大学读商科专业的学生,往往成绩沉沦下潦。如果不按文、理、商等大类,而按具体的小学科来排名,平均成绩居首的专业是物理、数学、工程、其他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不过,物理专业的考生,只占考生总数的0.53%,数学为1.03%。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大学本科生只有1.4%学物理和科学技术专业,有0.97%不到为数学和统计专业。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虽然仅仅5%上下,但在GMAT的考生中竟占12.88%,成为考生中最大的一个专业群体;其次才是商科专业,即会计,11.59%,金融,9.82%。要知道,美国的本科学位,如以2009-2010年度衡量,商科占了21.7%。我粗算一下,大致有27%左右的商科本科生会考GMAT,但学工程的本科生会有34%左右考GMAT。[1]可见许多工程专业的学生日后申请MBA。

布隆伯格新闻曾发表一篇报道,对我们上述数据进行了补充。其大意是,如今申请顶尖的MBA,商学类本科越来越难,工程类本科行情大涨。从2006年到2010年,商学类本科专业的学生,占GMAT考生总数的比例从50%提高到了54%。每年的增长速度为5.3%,至少比其他学科快一倍。但是,顶尖商学院则越来越不愿意录取商学本科的学生。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官员直言不讳地说,要想进来,商学本科所面临的横杆要比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我们希望75%的学生是来自非商的本科专业。哈佛商学院也称近年来增加了工程专业学生的录取数量。以专业大类统计,工程类专业学生,是申请MBA的第二大专业群体,仅次于商类专业群体(即管理、金融、会计、市场、商务等等相加)。但是,从2006到2010年,工程类专业学生参加GMAT考试的数量每年仅以0.6%的速度增长,比其他专业的增长率低得多。结果是物以稀为贵。工程专业的学生本来就是顶尖商学院的红人。如今人家不屑于来了。商学院自然要准备八抬大轿了。所以,拿着工程专业的本科学位申请顶尖MBA最有胜算。

另外一个在申请顶尖MBA中行情看涨的专业,则是社会科学专业。现在商界越来越强调企业的社会性,许多非赢利组织也大量需要MBA训练的管理人才。社会科学专业因此渐渐走俏。但与工程专业相似,社会科学专业本科背景的学生,在MBA的申请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自然抬高了他们的身价。

为什么工程和社科专业的学生开始对MBA冷淡?目前尚无系统研究。但以我个人的观察,这和金融危机前后社会氛围、心理、态度等等的变化有巨大关系。在金融危机前的泡沫时代,人人涌向华尔街。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医生、数学教授、工程师,纷纷弃其所学,到华尔街淘金。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也都前所未有的数量、义无反顾地涌向华尔街。不管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大家全被钱烧得坐不住,生怕错过发财的机会。金融泡沫的破灭,导致了华尔街的严重失血,昔日的荣光不再。社会风气随即大变:人们开始对这种全民倒股、百业皆商的现象进行反省,时代英雄不再是对冲基金大师,而是那些高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人们谈论不绝的,是能源技术、材料科学、大数据、脑研究…… 在这种氛围下,MBA难免给人一种空对空的感觉。工程则成了最能创业的专业之一。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商学院急需工程等等外专业的新鲜血液。比如,大数据时代,使统计专业的学生成为校园里的酷哥。企业对于统计越来越依赖。牛津大学商学院的负责人则说:“不管到哪里,你都会发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工程师们特别擅长这些。MBA和工程双学位也越来越火。”

可以说,顶尖的商学院,正处于“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时期。大家都觉得用过去商学院那一套应付当今的挑战已经有些黔驴技穷,指望着别的学科能为自己解决问题。在这种环境中,掌握了一点生意场的低端技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的商学类本科学生,当然就不那么受待见了。

《跟着薛涌留学去》:美国大学的商科不牢靠

这几年,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同学越来越多。疯狂的留美潮,让我们这些远在大洋彼岸的教书匠也能切身体会。在我们这种一般的大学,中国学生铺天盖地,而且几乎全集中在商科:管理、市场经销、会计、金融、广告…… 我固然知道国内教育急功近利的毛病。但这么多留学生一起到商科扎堆,还是令人吃惊。后来碰到一些学生,有了交往,才了解到一些情况:有些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的饭碗,根本不管自己的兴趣;有些则是家长给选定的专业,说是商科毕业求职容易,薪水也高一些。

可惜,事实正好相反。美国大学商科的毕业生,无论是起薪,还是工作十五年后的“事业中程年薪”,都相当之低。美国著名的网站PayScale列出了2012-2013年美国大学专业毕业生的年薪排名,其中包括起薪,但最终名次则按照“事业中程年薪”来计算,统计了130个专业。商科或商科类毕业生的收入,低得恐怕让许多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意外。

排在榜首的,顺次为石油工程、航天工程、精算数学、化学工程、原子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物理、机械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一系列理工科专业。头名的石油工程,平均起薪高达9.8万美元,工作十五年后的“事业中程”的年薪为16.3万美元。大概这种工作经常到人迹罕至的野外或海上去勘探,比较幸苦。其他专业,起薪也都在五六万美元,“事业中程年薪”大致在10万美元上下。接下来的则是政府、经济学、国际关系、材料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软件工程、环境工程、地质学、民用工程、信息系统管理、生物化学、化学等等,还是理工科占主流。商科专业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但仅排在第30位,起薪为4.77万美元,“事业中程”年薪为8.5万美元。广告排在第41位,起薪非常低,仅3.78万美元,“事业中程”年薪略好,为7.71万。在接下来是排在第42位的供应链管理、并列第44位的国际商务和市场管理、排在第54位的会计、第55位的市场和传播。商学(Business)则排在第63位,起薪4.1万,“事业中程”年薪为7万。

那些“没用专业”又如何呢?古典(主要指古希腊、罗马研究)排在第50,语言学第52,美国研究第57,哲学第58,文学第60,历史第61。这些都比商学略高。另外,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起薪都很低,如古典为3.53万美元,语言学为3.83万美元,政治学为4.03万美元,美国研究为4.09万美元,哲学3.83万美元,文学3.91万美元,历史3.9万美元。商学则为4.14万美元。问题是,学商的人日后薪金增长缓慢,全被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赶超了。当然,还有许多专业,年薪长期垫底。这些大多是体育类,如运动科学、体育、运动医学、运动训练,宗教,如圣经研究、神学,教育,如特殊教育、小学教育、儿童与家庭研究,以及动物研究、音乐、烹调、社会工作等等。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本科专业的薪金排名并不是职业薪金的排名。学商的毕业后也许大多数经商。但学人文学科的,大部分毕业后改行。在现实生活中,直接经营实业的还是收入高不少。学文科的即使当了教授,薪水也相当微薄。有些文科专业,如人类学、心理学、人文学、社会学、艺术史等,无论起薪还是“事业中程”年薪都非常低。不过,学文科的改行经商后,往往后来居上。我们还要想到,这些文科专业的毕业生,确实仍有不少安贫乐道,比如当个中小学教师、图书馆员等等。这些都是收入很低的职业。他们恐怕把古典、哲学、历史等专业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拉下去不少。但这也反衬出,这些文科专业毕业后改行的收入比这个排名中的平均数要高许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大学本科专业的选择,本身就是个筛选的过程。许多选商科的学生,本来并不想读大学。若是三四十年前,他们也不会读大学。但如今听说制造业外包、不读大学就找不到工作,就跟风上大学了。他们对知识全无兴趣,一心想赚钱。但赚钱最牢靠的理工专业,对于他们来说太难,根本读不下来,只能挤到商科类中来。其素质可想而知。那些读文科的学生,则选专业完全是出于兴趣,而且兴趣大到“不实际”的地步,发展出对哲学、古典、语言学、历史等等学科强烈的探求欲望,这本身就需要较高的文化素质才有可能。试想,如果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整天抱着柏拉图爱不释手,其智商大概不会低。我们必须承认,抱着文史哲不撒手的“呆子”,日后大多要过清寒的日子。不过,如果这些人面对实际生活的挑战能随机应变,那么学起什么来都快一些。有些人本科选择“不实际”的专业,大概也是对自己的生存能力比较有信心。而读商科的学生,往往高中时在班里就低人一头,生存危机比较强烈,担心的就是赚不到钱。他们的平均素质比较低,也决定了日后的收入水平。

《跟着薛涌留学去》:美国大学的商科是教育的死胡同

那些抱有到美国读商科、毕业好找工作的家长和学生,最大的一个误区,大概是误解了大学的功能。过去大学属于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在中国,大学一毕业,就成了“知识分子”。在西方国家,过去也经常把大学毕业生当作专业人士。如今大学普及。中国的大学生可以竞争清洁工的职位。美国的大学生更是无所不干,完全是个“普通劳动者”,绝对不要指望别人把自己当专业人士看待。如果你想成为学有专长的人士,一般要完成研究院的教育,不管是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工学院、林学院、建筑学院、教育学院、政府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还是一般文理科的研究院。即使到小学当老师,本科毕业也往往要再学个有关课程,拿到教师资格证书。如果以成为专业人士为目标,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上研究生院锁定有利的位置。

中国的许多家长和学生,对美国的教育体制不理解,想当然地认为,要读有关的研究院,本科就要为全力为那个专业进行准备。本科专业选择不慎,到时候临时改行,等于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更糟的是,那样会让人觉得自己没有专业准备,在申请中处于劣势。记得当然在耶鲁时碰到一位历史系的大二本科生。我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当医生,毕业后先读医学院。我大惑不解:“那你还读历史干什么?还不赶紧转专业?”他则不以为然地说:“以后一辈子都搞医,现在读历史才是最宝贵的人生经历。”“那你申请医学院时难道不吃亏吗?”“不会,医学院确实要求你本科修完若干课。我很容易就修好,不影响我学历史。”这位学生后来还到日本学了一年日文,最好如愿以偿地进了医学院。

我在《北大批判》中也讲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很多人为了进哈佛医学院,就在本科选生物专业,以求离目标专业近一些。因为大多数大学本科没有医学专业。但有研究调查了哈佛英文专业和生物专业学生在申请哈佛医学院时被录取的比例,结果发现两者没有本质区别。美国也有不少家长和学生,大多也属于对高等教育一知半解之列,希望早早进入专业轨道。比如那些想进法学院当律师的,发现本科没有法学专业,就设法选修犯罪学、司法助理等专业。甚至有些大学为迎合这种需求还开设了法学预科的专业。商科也是如此。想读MBA的,本科就先选个金融、会计、管理等专业,以求读商学硕士时能够先声夺人。可惜,这些最终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自己的前程。

中国留学生一窝蜂的到商科类扎堆,殊不知,本科的商学,在教育上是一个死胡同。前面已经谈了,大学商科类毕业申请MBA,在靠GMAT时的平均成绩在大学各专业中垫底。在申请法学院的考试LSAT中,平均分数依然在各科中垫底。申请一般的研究院所需的GRE,目前我找不到大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平均成绩排名,但有应考者所申请的研究院的专业。根据他们志向中的专业排名,那些申请商学院的学生成绩还是垫底。

下面就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些考试成绩。

Paul A Nelson和Terry D Monson两位经济学和工程管理教授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从2000-2001到2005-2006年度各本科专业学生的GMAT考试平均成绩排名。分数最高的专业依次为:物理、数学、工程、工程和计算机、哲学、政府、化学、经济学、历史、计算机科学。商科中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专业运营管理和生产排在第11位,金融排在第19位,会计第26位,商务教育、其他商学专业、管理、市场、饭店管理则垫底,分别排在第30、33、35、36、37位。按照大类区分,则科学、数学、工程类专业的考试分数最高,平均为572.9分,社会科学第二,547.6分,人文和艺术第三,537.6分,商科第四,503.9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类专业不仅分数第一,而且遥遥领先。商科不仅分数垫底,而且摇摇滞后。其落后于文科生的幅度,比理工专业领先于社科专业的幅度还大。

另外,这一排名还提供了另一组数据,即考生人数。GMAT的考生,将近一半(49.6%)来自商科类。商科类本科生占美国大学本科生总数的20-25%。可见,商科类学生在商科的道路上本科硕士一路连读下来的意愿非常强。可惜的是,他们成绩垫底,最终只能去末流商学院。而科学、数学、工程类的考生,则占了将近四分之一(24.55%),成绩遥遥领先。也可想而知,他们成了顶尖商学院的红人。社会科学的考生,占考试的16.25%,人文和艺术专业的考试仅为5.08%。加起来21%出头。不过,这些少数派进入顶尖商学院的机会都相当高。

以2011年的几所顶尖商学院新生的本科专业为例。哈佛商学院的新生中,有40%的本科专业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商科出身的仅占26%。斯坦福商学院的新生,47%是人文社科专业,商科专业的仅为17%。大名鼎鼎的沃顿商学院,是少数在常青藤提供本科商学教育的地方之一。但录取的新生,42%是人文社科的文科生,商科出身的仅占24%。MIT的Sloan商学院,工程、数学出身的新生占了44%,颇显第一工学院的本色。而商科出身的仅为20%。纽约大学的Stern商学院也是非常著名,但比起上面几个名校来显然略逊一筹。其录取的新生中,商科出身的26%,社科出身的20%,经济学出身的20%,工程、数学、科学出身的18%,人文和艺术出身的16%,可谓四平八稳。但考虑到商科申请者远远多于其他学科,其录取机会还是最小的。卡内基梅仑大学的Tepper商学院,和纽约大学的商学院大体同等水平,一半的新生来自工程和科学专业。而这个比例在2010年是57%,在2009年是60%。仿佛工程和科学的本科专业,是进这所商学院的最优阶梯。

《跟着薛涌留学去》:美国大学的商科生学商也不行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本身就是个不断实用化的过程。800年前欧洲大学刚刚成形时,专业无非就是神学和法学两种。后来医学、科学等学科加入。进入二十世纪后高等教育普及,其专业自然不能死守着精英阶层的口味。哈佛、耶鲁等常青藤盟校,纷纷取消了对申请者在希腊文、拉丁文等方面的要求,理由之一是这些古典训练大多只有寄宿学校才能提供,一般公立学校缺乏这样的贵族教育。不过,大学专业的主流,还是文理基础学科,如人文、社会科学、数学、物理、生物等等。至于医学、法学等,基本属于研究院的教育,不在本科的覆盖范围之内。上大学的,还是少数中高产子弟或特别聪明的孩子。

七十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又发生了急剧变化。大学渐进一步平民化,到了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的地步。许多过去根本和高等教育无缘的群体,也纷纷涌入大学校园。大学的平民化,使专业也跟着平民化。从1968年到1986年,传统的文理学科(liberal arts)在学士学位中所占的比例,从47%急跌到了26%。代之而起的,是商科、教育、工程、健康、社会工作等等和职业相关的专业。2008-2009年美国学士学位授予的数据,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个直接的印象:商科为347985,占所有学士学位的21.7%;社会科学和历史为168500,占10.5%;健康行业和相关临床科学为120488,占7.5%;教育为101708,占6.4%;心理学为94271,占5.9%;视觉与表演艺术为89140,占5.6%。这里的健康行业和相关临床科学,主要是培养护理人员和医疗服务人员,并非医生。这一领域近年来增长很大,据说已经超过商科,属于另一大实用专业。社会学家Steven Brint称,这些“新实用专业”,已经主宰了大学校园。看看商科与健康行业和相关临床科学所占的学位份额,此话实在不虚。

这些“新实用专业”和传统的文理专业在教育哲学上有着非常不同的导向。“新实用专业”都是一些以实际职业为目标的专业;传统的文理专业则是所谓素质教育,着眼于人的心智成长和发展。所谓高等教育,重在“高等”。所以传统的大学比较看重素质,认为高等教育不能简化为“职业培训”,甚至把许多实用学科看作是技术学校的范畴,仿佛和烹调、美发等量齐观。有些著名法学院的网站上,在给申请者提供建议中就明确指出,任何传统的文理专业都可能为读法学院提供良好的准备,但法学院不喜欢那些技术学校式的专业。另有法学院申请专家指出,根据对美国法学院院长意见的调查,最被法学院青睐的本科专业是英语、历史、哲学、政治学(又称政府)。

不过,“新实用专业”并非铁板一块。这里最为突出的就是工程专业。工程专业当然是以实用为导向,但绝非因非实用就平民化。第一,工程专业其实是实用科学。科学本身就有强烈的实用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工程学科是科学教育的自然延伸。学习工程,和传统文理学科中培养素质的教育理想并不冲突。第二,工程专业要求严格的数理方面的训练。而这些方面的训练往往是在学校中最有挑战性的,特别为美国学生所惧怕。事实上,许多学生冲着良好的就业前景和优厚的年薪而选择的工程专业,但根本跟不上课,只好半途转专业。可见,工程专业绝非谁都能上,其本身的课程要求,就对学生进行着精选,最终网罗的还是一群精英。

但“新实用专业”大众化的一支,或者说主流,则是商科。在这里,大学教育普及后的劣质化倾向体现得最为严重。本来,商科教育主要属于研究院的范畴。大学平民化后,大量对教育没有太大兴趣、把高等教育当成职业培训的学生和家长,要求大学提供一个直通车,教些毕业后马上就能用的手艺。同时,这些手艺的准入门槛又不能太高,不能象工程那样只有优等生才敢学。这样的需求,自然使得各大学竞相建立本科的商科类专业。

固然,美国有些优异的商学本科课程。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算是本科专业中的精英。波士顿郊区的Babson学院,就是个商科类的专业大学,也非常有竞争力。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等,都有着非常出色的本科商学院课程。但是,这些毕竟是少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哥伦比亚、布朗等大多数名校,在本科阶段不提供商学院的教育。威廉斯、卫斯理等顶尖的文理学院,也没有商科。一般而言,层次越低的大学,商科的比重越重。特别是那些靠学费吃饭的大学,学生愿意为什么专业交学费就开什么专业。低端的需求高,低端的专业就多、就大。

被市场的商业化逻辑制造出来的这种大路货专业,自然成为劣质学生的大本营。《全美学生参与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揭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商学本科学生在商学院MBA的入学考试GMAT中,成绩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都低。如果商科专业的学生考商科的研究院居然都竞争不过其他专业的学生,商科还有什么用?这一结果,被《纽约时报》、《高等教育年鉴》、《商务周刊》等等大媒体竞相报道。甚至有“美国大学商科学生是所有专业中最傻的学生”这样的新闻标题。大学本科的商科教育,声誉大损,近年来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薛涌留美预科】暑期阅读魔鬼训练

暑期阅读魔鬼训练

“薛涌留美预科”的一贯原则,是不搞应试教育,帮助同学们扎扎实实地提高英语阅读水平、通过原版阅读吸收知识。然而,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将在2016年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即使是为了考试,也不能对我们课程掉以轻心。

 

留美学子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课程?

从最实际的考虑出发,SAT成绩几乎成为留美之必须。在SAT的各项中,“批判性阅读(Critical Thinking)”最被各大学所看重,最困难,提高也最缓慢。应试技巧通过两个月的集训就可掌握。根据美国最权威的调查研究,这种应试培训所能提高的成绩幅度一般不超过2%。在800的总分中,2%不过是16分。真正决定成绩的,还是阅读实力。实力是500分,应试培训帮你提高2% ,那就是10分,成绩达到510;实力是600分,2%就是12分,成绩达到612。所谓提高50分、100分的应试魔术,都是培训机构的广告术,已经被大量的调查数据所戳破。

2016年SAT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应试培训机构没有模式可依,连这2%的效率恐怕也保证不了。更有甚者,SAT改革已经明确宣布:《独立宣言》、《联邦党人文集》等“美国经典”将进入考试。对这些内容,中国学生非常陌生,常规的培训机构也从不覆盖。比如,要了解《美国宪法》,就必须知道《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联邦”和“邦联”(Confederation)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对《邦联条例》听都没听说过。这还谈得上什么理解?

我们的课程,从阅读的语言技术性问题入手,深入到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历史背景,学习的不仅是语言,而且包括到美国大学读书时必须掌握的知识,同时训练分析思考能力。阅读内容,包括《SAT改革内幕》等一系列讨论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媒体文章,克鲁格曼的《谁是弗里德曼》这种经济学入门读物,还有一系列美国历史上的经典。这不仅为同学们应付SAT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那些准备参加在录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AP考试的同学也大有帮助。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样课程的训练,进入美国大学应付必修的文科课程会轻松得多。

 

 

《跟着薛涌留学去》:规划生活能力比成绩更重要

如今教育竞争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在美国的危害也越来越深。人们时常感叹,当今从高中或大学毕业的孩子,是在最严谨的教育结构中长大的,从小上这个班、那个班,考这个考那个,生活全被大人安排好了。毕业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面临的是最缺乏结构的世界,一切都在变,变得连为他们精心安排生活的父母都不知所措。如果你从小就习惯于按照父母的安排去过日子,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要自己去闯荡,能不晕吗?

这种晕头转向的年轻人到处都是。CNN的《金钱》节目最近策划了一个栏目,叫“比起学贷,我的学位不值”。意在抱怨教育费用过高,大学生收入太低。其实,那些出来现身说法的人,往往是不懂基本生活规划的失败者。我们不妨听听下面这位男士的抱怨:

“我毕业于一所顶尖的工程学校——凯特林大学(Kettering University),期待年薪有七八万美元……结果呢,毕业后9个月没找到工作。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工作,但年薪比预期低1.5万美元。即使我能支付得起每月1800美元的学贷账单,恐怕也要用30年才能还清。”

乍听起来,他仿佛是被大学坑了,但再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番景象。

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大学毕业生能找到年薪3万美元的工作就谢天谢地了。工程专业的起薪最高,但平均也不过在6万美元上下。他如今的年薪,恰恰就是这个数。比他预期低了1.5万美元,是因为他的预期比现实高了1.5万美元。作为大学生,在经济谷底找到这样的工作,实在是幸运中的大幸。

关键在于他毕业时欠下的学贷高达18.5万美元。他上的那个大学,2009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也就3.5万美元多点(学费总是逐年增长的)。满打满算,5年下来也就是17.5万美元,他还多花了1万美元。大学是四年制,有些聪明勤奋的学生,三年就能读完。大多数美国学生无法在四年内读完,是因为经济所迫,要不停地打工,甚至不少人干着全职工作。这位学生一切靠学贷支付,自然根本不需要打工。债务越大,风险越大。扛着如此大的风险,为何在能够全身心投入学业的情况下读了五年?

另外,这个学校费用虽然不低,但平均每个学生拿到的奖学金为1.4万美元。计入这个因素,每年的费用为2.1万美元,4年总共花费8.4万美元。

应该说,一般的美国学生数理化很差,根本不敢学工程这种硬碰硬的专业。这位男生敢上这个专业,大概学术素质算还不错。他所上的工程学院,录取率为65%,不是谁都可以上的那种普通学校。

问题是,现在的教育体系过度追求学业和成绩。学生从小按部就班,没人教他们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该上什么大学,应该花多少钱、借多少钱,以后怎么偿还,这都是要在高中毕业时做出的重大决定。但是,现在的高中生对于这种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几乎毫无准备,心思全在自己的某门课是否拿了A上。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位学生起薪6万美元,和哈佛、耶鲁毕业生也无太大距离,算是很优秀,但他可能一生都翻不过身来。七扣八扣之后,他一个月的工资就三四千美元。还完1800美元的学贷之后,就剩下2000美元,刚够吃饭、交房租、水费和电费,当然前提是决不能失业。

我之所以把这一美国的例子搬出来,不仅是因为自己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对这类事情见得太多,更是因为这是当今年轻一代普通的现象:对生活期待过高,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什么都不想错过,但又没有规划生活的基本能力。结果,不管学业上如何成功,生活中也还是个失败者。

《跟着薛涌留学去》:培养能拿“大主意”的能力

我们夫妻二十多年前决定出国时,如同一次人生赌博。快三十的年纪,抛弃所有东西,埋头学四五年英语,就是为了拿到全奖留学。拿不到全奖怎么办?我当时算了一笔账:第一,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拿到全奖就算成功,这样至少把赢的概率提高了一倍;第二,即使最终两个人都“赌”输了,这四五年的功夫用下去,至少英语水平从文盲提升到了熟练程度。本事长在自己身上,别人无法剥夺。知识和技能的所有权,比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更安稳。怕什么?我们的人生是自己设计,自己负责。

我在《天才是训练出来的》一书中夫子自道,学英文时间很长,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读八小时,读一年前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这也是当时能找到的最佳阅读材料),每天能记住一百多个单词。百日下来,不用查字典,我就能读《时代》周刊了。当时,住在台湾地区的姨妈笑话我是“慢郎中”:“你三十岁的人了,说要出国,几年没有动静,要拖到退休吗?”

其实,那年月,除了拿全奖外,也有许多人靠海外亲友担保出国的。姨妈一家经营企业很成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们对此想也不想。我们信奉的是实力派理论,只认一个理:英语这样差,出国干什么?能学到什么?美国的大学不是傻子。人家给我们全奖,说明我们的底子到了那里还是有成功可能的;不给,说明我们还没准备好。运气的成分当然有,但大致还是有谱儿的。毕竟美国大学办了那么多年,有那么高的声誉,怎么可能连这个都看不准?回头算起来,聪明得多的妻子,从开始准备到进入耶鲁学习博士课程,只用了四年时间。我沾她的光,进入硕士课程也就花了六年时间。

如今站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在指导后辈时,我总是从自己这些经验出发,劝孩子们首先学会设计自己的人生,勇敢并审慎地作出决定,并为之承担责任。对那些留学的孩子,我还特别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别急急忙忙地出去。结果呢?大家笑话我太迂腐,说我那套早就是老皇历了,和新一代的生活完全脱节。

新一代的生活是什么?就是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分心,背后找个中介偷偷地替孩子办出国手续。办成了就走,办不成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孩子茫然不知,可以专心准备高考。

青春期的孩子所需要学的最为重要的技能,就是在人生关键时刻怎样进行选择、怎样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怎样为了达到人生目标而努力。当父母把孩子的生活包办到这个地步时,孩子最重要的成长就被摧残了,乃至出现一大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小留学生。

我曾受朋友之托帮助一位“落难”的女孩儿。她作为交换生来美国读书,来了就想留下,但成绩不好,又留不下来。我告诉她,想留下,就必须给现在任课的教授以深刻印象,获得他们的支持,比如帮忙写推荐信。她说自己表现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管理专业数学太多,自己恰恰数学不好,另外对这套东西也实在没兴趣。我再问:“明明自己既不擅长,也没有兴趣,那为什么还要学?”“爸爸让我学的,说管理专业好就业。”我只好通过她对她爸爸喊话:“告诉你爸爸,在大学里读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往往表现好、成绩好、教授喜欢,这样你再往高端念就大门洞开;读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成绩自然差,越走路越窄。”据说,她事后回去和爸爸通电话时大哭一场。

走笔至此,我不免再问一句:工商管理类真那么好找工作吗?如今留美的中国学生在专业选择上高度集中,几乎全是工商管理、会计等。这些专业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是中国人,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本地的学生一看这阵势就知趣地退出,形成了美国校园中的“中国班”。老实说,我实在搞不懂这些学生怎么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其实他们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我从和他们的私下交流中发现,大部分还是想着学成回国,许多人从来没有做在美求职的准备。由此可见,日后每年将会有成千上万工商管理和会计专业的海归涌入国内的劳动市场。

专业如此扎堆,大概都是爸爸、妈妈的主意。他们自己也不想一想,让孩子和那么多人去挤同一条路,毕业后难道会好就业?《纽约时报》报道说,计算机专业曾是热门专业,2000年时,深圳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接近5000元,如今则跌落到3500元以下。再加上同期内深圳的物价上涨29%,算起来,这一热门专业的实际薪金跌了将近一半。

我当年考大学时,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父母强令我学理工,而我坚持学文科。结果他们不停地开家庭会议,我私下称之为“批斗会”,一定要我“改邪归正”。我激烈抵抗,最终学了文学专业。回想一下,我们这代在街上长大的孩子,小学和中学的学习被耽误,英语一个字母不识,知识准备很差,但在信息那么封闭的时代,对自己的生活多少还有些主见,乃至十五六岁就屡抗父命。现在到处可以看见二十多学的年轻人,从小不停地上各种补习班、特长班,早早出来留学,甚至有周游世界的,视野和胸襟本是当年的我们无法企及。但一和这些学生谈人生规划,他们马上就进入“爸爸、妈妈让我学这个专业”的境地,乃至你很难相信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成年人。似乎见识越广,胸襟越窄;闯荡越多,人格越萎缩。

我要大声问问同龄人中为人父母者:你们要把孩子的生活包办到什么时候?当你们老了以后,这些独生子们恰恰需要承担你们这代人没有承担过的责任——一对夫妻既要照顾双方的老人,同时又要养育自己的孩子。二十多岁的他们连个简单的人生决定都不会做,动不动就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当爸爸、妈妈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给谁打电话?

我经常遇到朋友的孩子、朋友的朋友的孩子,三托两托跑到我这里来:“薛涌叔叔,我正准备申请留学,您给我改改个人自述吧。”我往往欣然应命。在我看来,帮孩子们改个人自述是最重要的教育过程之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中的这段话,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个人自述”。这个自述,讲的是孔子从青春期开始如何在人生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断成长的过程。他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这种自述监测自己成长的进度。

个人自述是应试教育中没有的内容,许多人到关键时刻抓瞎,也毫不奇怪。我们这些教书育人的,当然乐在其中。但是,几次辅导下来我就烦了,甚至可以说相当愤怒。许多家长和孩子从来不把撰写个人自述当做一个教育过程,也不将之视为必须学会的谋生技艺。他们只把个人自述看做如同拿到批文一样的烦心事,一定要托人、托关系办好。跑到我这里来的,有的不过是为了省几个钱,有的则把我的“服务”视为中介市场上买不到的“特供”。

我从申请美国研究院到毕业后找工作,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写个人自述上。两页纸的内容,往往反复斟酌一两个月,不停地给师友们看,听取意见,几易其稿。不管是申请学校还是找工作,个人自述都是个“眼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起初,我因为不懂这些,曾被几所大学一致拒绝,至今记忆犹新。美国的一流大学,不管面对本科生还是博士生,通常会开设相关培训班,讲授个人自述的写作技巧。这已经成为美国教育中核心的一部分。我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讲,你们现在读书、求职要写个人自述,日后申请项目、基金,甚至竞选公职,写的、说的其实都是某种形式上的个人自述,你们的职业生涯,往往从这里起步。

改个人自述并不是改英语。我虽然总是不停地对学生们解释要用主动句、肯定句、简单句,慎用或不用被动句、否定句、复合句,但这些语言技巧背后的信条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主动句、肯定句、简单句,往往表达着能动、自信、言简意赅等个人风格。如果你一天到晚期求正能量,不喜欢“被代表”、“被”这个、“被”那个,就要多用主动句和肯定句说话。如果你对开会时云山雾罩、讲了半天也言不及义的人厌烦之极,就要学着直来直去地用简单句说话。

另外,许多中国学生很急切地要“推销自己”,喜欢用独特、与众不同等词汇,甚至用“大多数人如何如何,我却如何如何”来对比。对此,我通常会提醒他们,独特、与众不同等词汇太傲慢,有种自视比别人高的潜台词。如果再居高临下谈“大多数人如何”,那就更糟了。你与别人比起来究竟怎么样,这需要让录取办公室去判断。你要集中讲自己做过什么,未来准备做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要阐释清楚自己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脱离这些,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那你就无意中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以自我为中心、很难相处与合作的人……

说到底,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在中外各种国情中都很适用。将这些道理有分寸地转化为文字并不容易,需要有相当多的训练。修改个人自述就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手段。我美国那些颇有成就的朋友,写起个人自述来都是不厌其烦、几易其稿。但这些求我来指导的孩子,一两个回合下来,自己就先不耐烦了。他们表面上依然很客气,会挺有礼貌地提醒我:“我申请的那个学校水准一般,差不多就行了,没有必要这么认真。”我这里辛辛苦苦地“义务劳动”,希望对下一代的成长有所帮助,可是这些接受帮助的人则觉得:我来找你,是我父母托你帮我办事,好比盖个公章,你盖了就行,啰唆那么多干什么?谁有那个闲工夫?

这也是当今中介业火暴的原因之一。中国的许多家长和孩子已经完全丧失了教育的基本概念。家长的责任仿佛就是安排好孩子的生活,孩子则乖乖地等着被安排。个人自述本是总结自己过去的业绩、确立未来目标的重要人生规划,写作过程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我在美国教书时,甚至建议学生不论是否申请学校或找工作,每年都要写一篇个人自述。这区区两页纸就是你生命的斤两:你从社会中得到了什么、为社会贡献了什么。如果两页纸写不满有意义的内容,你就应该反省自己的生活是如何消耗掉的,增加些紧迫感;如果两页纸装不下你要说的事情,你就要思考在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应该怎样取舍。每年都这样写、这样想,等于自觉地监督自己的成长。这种监督会影响你的行动,激励你不断奋斗。

可是,现在的孩子来找我帮忙,期待的是我帮他们写、帮他们把事情办好。当我没有这样做,而且提了一大堆意见让他们回去改时,他们心里也许还会骂:“真是坑爹呀。要是我自己会写,还求你干嘛?”

不幸的是,如果从办事的角度看,这些孩子往往是对的。美国的许多低端大学来者不拒,只要交钱就行,录取办公室也要节省劳动力,工作流程中几乎跳过看个人自述的环节。这些孩子们即使不找我改个人自述,也都能被录取。章盖了,证明开了,事情办成了,大家高高兴兴去留学了。到了那里,发现学校对自己很客气,班上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教授说英语放慢速度,分数打得挺高。中国学生的学费,这几年不知道解决了多少美国大学的财政危机。反正你是来这里烧钱,烧完了就回去,谁犯得上和你为难?

对这些,我并非不知道。我纳闷的是,既然决定来求助,既然有着这么好的受教育机会,为了自己的未来,难道不能多走一步路吗?难道不应该稍微自我完善一点吗?可惜,这些从小被家长安排来安排去的孩子,已经有了一种心态——只要能把事情办成,多一点事也不会做,仿佛一多做事自己就吃亏了,在事业上完全丧失了主动性。这种人日后能成才、能有创造性吗?

美国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和报告,指出许多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的技艺几乎为零。大学生失业,和这种状况密切相关。中国的海待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这种国际现象的延伸。今天有留学潮,明天就有回国潮,后天恐怕则有失业潮。

《跟着薛涌留学去》:“个人自述”为什么那么重要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城市充斥着各种留学中介公司,提供全程包办服务,留美的机会基本上花钱就可以买到。但是,钱能给孩子买到留美的机会,却买不到本事。Zinch中国的主席称,把留学造假一味归罪于中介公司未免简单化。中介公司所针对的,是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无尽需求。

平心而论,中美教育制度有很大不同,再加上语言、文化的种种障碍,一直埋头准备考试的高中生很难应付。许多家庭要把孩子送出去留学,确实需要中介服务。

但是,留美的意义在于接受美国教育。这种美国教育,从最初申请时就应该开始。作为“过来人”,美国教育给我打上的最深的烙印之一,就是申请入学和毕业求职时写个人自述的经历。初看起来,这两页纸似乎是枯燥的官样文章,本能地就想逃避。可就是为写这两页纸,一个求职的博士要反复修改几个月,可谓呕心沥血。有些雇主用人主要就看这两页纸。哈佛大学录取部院长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特别强调,这种自述乃一生经验之结晶,有经验的录取官员一眼就能看出深浅,很难造假。

自述是你对自己生活、学习的总结,同时也是对未来的界定,即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会做出哪些努力。也许更重要的是,你要通过自述来界定自己和社会的关系:社会需要什么,你又能贡献什么,两者如何切合。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理解,提出的计划是否令人信服,都反映着你的综合素质。我甚至建议学生每年都写一次自述。如果你活到20岁,在这一两页纸上居然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写的,那就应该警醒自己是否在虚度人生。如果你连社会需要什么、自己能为社会提供什么都没有概念,那就应该反思自己对世界了解多少、活着对别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如果想到一年后还要写自述,就应该敦促自己在未来一年创造“值得写下来”的生活。另一方面,如果对方要求写两页自述,你觉得自己的业绩和理想特别丰富,一定要写三页,那么你又应该考虑一下你是否在要求读者(你的录取官员或雇主)给你某种特权,即你的自述是否值得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阅读?这样是否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过于傲慢?这些全都属于人生基本问题,却常常被年轻人所忽视。

自述中所要求的简明清晰的英文,和法律商务文件、媒体社论评论的语言相当接近。不管从事什么行业,掌握这样的文体都至关重要。更不用说这种看似容易的文体往往越简洁越难写,需要经过多年锻炼才能掌握。中国是“一考定终身”。在美国,夸张一点说,往往是一纸自述定终身,当然这样的自述必须由真实的生活经历来支撑。

一个一直忙于应试教育的高中生,把握如此复杂的个人自述写作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经验丰富的录取办公室也并不要求完美的自述。恰恰相反,如果自述写得太完美,他们反而会感觉“好得难以令人相信”,顿然生疑。其实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尚且粗糙幼稚却大有可雕琢之潜力的材料,即最真实的自我写照。一句话,大学招生要的是好材料,而不是完美无瑕的成品。成品容易“山寨”,原料则很难。这也是威廉院长说“很难造假”的原因所在。

相对而言,中国乃至亚洲的教育过分注重课堂教学和考试成绩。家长更愿意为孩子作出牺牲,喜欢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周到,无微不至地代孩子操办许多本应该是孩子自己做的事情。在这种“代办模式”下,当家长面对自己无法代办的事情时,就会想到花钱找别人代办。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留学中介业在中国崛起的原因。可是,这些家长们没有看到的是,和从小打工、贷款上大学、不停地在生活中挣扎的美国学生相比,自己的孩子在体验社会、规划人生方面相对缺乏锻炼。锻炼写个人自述正是补足这些欠缺的开始。

留学中介的价值,在于从“中式教育”向“美式教育”转轨,即帮助那些被应试教育扼杀了理想的高中生重新找回自己的想象力,大胆放眼自己的人生。即使是那些一句英文也写不出来的高中生,想留美的话,也应该在专家的指导下哪怕从中文自述开始写起,最终改成英文版本。这本身就是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也是“美式教育”的第一步。花钱到市场上买自述、找中介包办申请,就如同花钱雇人去美国替自己留学一样荒唐。

中国日益高涨的留美潮,显示了一代学子和家长开始对中国僵化的教育制度说“不”,也反映了他们在全球化时代走向世界的强烈意愿。但是,以中国模式留美,最终还是会一无所得。目前的留美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一代人的命运、贡献于中国的现代化,还要看这些学子及其家长的选择。

《跟着薛涌留学去》:谁催生了造假潮

如今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总数已超过20万。其中本科生近3年就增长了3倍,到2009—2010年度接近4万人。如此大规模的留美潮,给处于财政危机中的美国大学带来了意外之财。但是,许多中国学生在学业和语言上准备不足,让接收的大学措手不及,对这些学生的来路也疑惑重重。

Zinch中国是一家专门为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咨询公司,2010年,他们对250位即将留美的中国高中生及其家长、若干留学中介咨询人员进行了采访调查,其结论是:90%的中国学生在申请材料中提交假推荐信,70%的个人自述是别人代写,50%在高中成绩单上造假,10%杜撰了自己获奖或其他成就的记录。《纽约时报》报道,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几个前来上课的中国新生和他们几个月前参加托福考试时的照片对不上号。专家估计,这种造假潮将随着留美潮的高涨而愈演愈烈

谁该为造假埋单

中国学生如此大规模地通过造假涌入美国大学,对美国大学的品牌和质量产生了巨大冲击,迫使其调整招生政策。这反过来又会对中国的留美潮产生深刻影响。声誉卓著的大学,将对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严格把关,大量中国学生逐渐涌向那些陷于财政危机、“有奶便是娘”的低端大学。最终,留美对于这些学生事业、前程的正面影响将越来越小,家长近百万元人民币烧出来的美国文凭可能变得一钱不值。

为什么这么说?随着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普及,几乎什么人都能上大学。即使在美国国内,大学文凭也大幅度贬值。根据《纽约时报》2011年11月初的报道,201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9.1%,和全国总人口的失业率基本一致。《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现在85%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搬回父母家,根本无法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从低层级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想在美国站住脚更是难之又难。毕竟,雇用一个外国人,雇主需要另外花钱为之办理工作签证等手续,甚至要反复刊登招工广告,证明没有美国人能胜任此项工作。在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待业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之时,谁愿找这个麻烦?

回国会怎么样呢?留学四年烧掉近百万元人民币、回来求月薪三千而不得的报道不绝于耳。海归变海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其实,这些数据说的还是几年前的留美一代,如今的留美人数已经比那时多出数倍,且平均素质越来越低。再过几年,海归的薪金也许和民工有一拼。

按说,中国正在步入全球化,急需外向型人才。随着人口老化,年轻劳动力越来越稀缺。美国经济反弹后,同样可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所以,在留美过程中,孩子如果接受了货真价实的教育,前景并非那么不堪。记住,关键是“货真价实”。与过去不同的是,现今留美早已不稀罕,留美镀的这层“金”基本上已经毫无价值。孩子毕业后不是靠文凭吃饭,而是靠本事吃饭。留美如果从造假开始,那就给孩子的人生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起点。

《跟着薛涌留学去》:贵族寄宿学校——中国人开始取代韩国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产阶级的壮大,越来越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早早地就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寄宿学校,为的是孩子将来申请美国大学时能够先声夺人,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2011年,布隆伯格新闻报道揭示,2005—2006年度,只有65位中国学生就读于美国的私立高中;2010—2011年度,这个数字猛跳到6725人,5年间上升一百多倍。然而,在这股疯狂的留学潮中,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

我家附近正好有一所美国顶尖的私立寄宿高中——格罗顿学校。这是罗斯福总统读书的地方。当年他在参加竞选时,曾写信给格罗顿的老校长寻求支持,但得到的回信令人非常沮丧:“很遗憾,我恰恰认为本校参选的另外一位毕业生具备更为优良的品格来领导这个国家。”如今的格罗顿,仍然是新英格兰地区最顶尖的贵族学校之一。在美国,有时你说自己是哈佛、耶鲁出身,对方并不会大惊小怪,但你如果说自己是格罗顿毕业,对方则可能会惊呆。

格罗顿这类贵族寄宿学校,早期也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统治精英的子弟学校和常青藤的主要生源地。但从20世纪开始,随着公立高中崛起,平民子弟纷纷加入竞争。在常青藤录取的学生中,来自这些贵族寄宿高中的学生素质明显不如公立学校的学生。那是个拼爹的时代。你上得起这些贵族学校,就上得起常青藤,甚至老爹还能给常青藤捐款,没有人敢得罪。功课不好,学校总能高抬贵手。这套规矩,虽然不断受到挑战,但一直维持到60年代中期布什进耶鲁大学为止。

迫于种种压力,贵族学校被迫转向。压力首先来自于常青藤的录取政策。过去,常青藤录取部的高官不停地到这些贵族学校访问,毕恭毕敬。等到了60年代中后期,常青藤脸色大变,往往绕开这些贵族高中,录取那些成绩优异的公立学校的学生。贵族高中抗议无效后,不得不跟着转型,一方面大力强调学业,另一方面,逐渐采取有教无类的政策,以优厚的奖学金吸引优秀平民子弟。从小被父亲遗弃的奥巴马,当年就是靠着奖学金支持才得以上了夏威夷的一所著名私立学校。如今,在常青藤中,虽然公立学校出身的学生明显占优,但这些贵族私立学校的学生基数毕竟很小,且财政实力雄厚,教育质量优异,上常青藤的比例比公立学校要高得多。

我因为有近水楼台之便,2012年,我曾带着年仅12岁的女儿到格罗顿访问。虽然说好只是随便看看,并没有决定要申请,但学校极为认真,不仅给安排了个人导游,而且分别让我和孩子接受了面试。

来到接待室,我一看就傻眼了,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中国。在此等候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清一色的黄皮肤。其中有两家衣冠楚楚的,大概是韩国人,剩下的基本都是中国人。角落里有两家白人,处于绝对少数,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难得一见的外宾。在美国顶尖的精英私立高中,中国人似乎已经反客为主了。但是,到校园里参观时,我完全又是另外一种感觉:虽然黄皮肤随处可见,主体还是白人学生。看来学校很注重学生种族、文化的多元搭配。

我为此请教了一位麻省理工出身的咨询业人士,他简单明了地给我描述了美国亚裔小留学生的历史。仅仅在几年前,韩国人还绝对占据主流地位。他们和中国人一样,注重应试教育,对常青藤发疯,有了钱就早早把孩子送到格罗顿这样的贵族高中,为将来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做准备。韩国的父母对此也特别在行,这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就能看出来:衣冠楚楚,言辞举止得当,颇得校方喜欢。但是,韩国学生留学热最近几年明显退潮。究其原因,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之外,韩国本土确实有几所精英高中,是常青藤的主要输送学校。孩子就算以后要进常青藤,也未必一定先到美国来。

韩国潮刚开始退去,中国潮就来了。而且中国家长手面更大,钱完全不成问题。可是不管家长多么有钱、学生本身多么出色,进格罗顿这种精英寄宿学校也如同赌博。因为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实在太多了。如果是像我女儿这样的亚裔美国人,机会虽然比白人少得多(因为亚裔申请者多而且比较出色),但比起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还是有利不少。道理很简单,美国的精英阶层早就多元化,精英学校,从常青藤到寄宿高中,也都体现出这种多元价值,在录取学生时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各校在学生的种族文化背景上虽然没有指标,但录取办公室大致要保持一个平衡。而且一流的寄宿学校如同常青藤一样,无论学费多高,也抵不上学生的培养成本,主要是靠捐助基金经营。财大气粗并不能获得多少优势。

许多中国家长和他们所依靠的中介,最初对于这种“给多少钱都不要”的学校显然心理准备不足,孩子一被拒,就陷入“美国去不成了”的悲观情绪中,开始饥不择食。这就给许多次层级、低层级的私立寄宿学校提供了机会。

要知道,美国仿照伊顿公学建立的贵族寄宿学校,只是私立学校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私立学校:有的是信守某种教育原则,如蒙台梭利学校;有的是出于宗教理由,如各类天主教学校;有些是满足特别的教育需求,比如针对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的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没有捐助基金(虽然一些天主教学校有教会的支持),基本靠学费运营,在财政上往往不如公立学校有保障。一般而言,顶尖的公立学校比绝大部分私立学校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我们不妨用前面所说的6725人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在美国,和格罗顿这种一流水平相当的寄宿学校最多也就二十所。这些学校都非常注重多元性,不可能从某一个国家集中招收那么多学生。假使每所学校招收六七位中国学生,充其量也就一百多人。这意味着95%~99%的中国学生恐怕都和一流寄宿学校无缘,只能退而求其次。这就使对美国私立寄宿学校不熟悉的家长和学生面临着巨大陷阱。毕竟,中国人对常青藤、麻省理工、斯坦福、芝加哥等都多少还有点知识,对格罗顿等一流寄宿学校也有所耳闻,但对于次优的私立学校,则基本是两眼一抹黑。中介轻而易举就可以把很糟糕的学校包装成次优的学校推荐给学生和家长。单纯指责中介欺诈骗钱有时也不公道,因为有些学校连中介自己也不懂。我在大学教书时,就偶尔能碰到在美国私立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其表现并不比直接从国内出来的好,有的反而更差。有一位学生告诉我,他就读的高中处于极为偏僻的落后地区,犯罪率很高。他刚进校时,一个年级有十几位中国学生,等到毕业时,中国学生已经占了一半以上。

为中国学生如此大开方便之门的,往往是质量较差,而且财政困难的学校。学校对中国学生的这种依赖一旦形成,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当一个学校以中国学生为主体时,美国学生便会敬而远之。别的不说,有这么多英语不过关的外国学生在,老师就很难照常讲课,这势必会影响美国学生的学业。美国学生一旦躲开,这些学校就更要依赖中国学生了。于是,就出现了布隆伯格新闻里报道的情况:孩子们早早出国读书,本来是为了在英语上多做些准备,可没想到从宿舍到教室全是中国学生,想练英文都不可能。更有甚者,在中国学生上的私立学校中,有许多美国学生有学习困难,或者患了自闭症,或者有各种行为问题,难以适应普通高中的生活。和这些问题学生一起学习,本来想在起跑线上抢跑的中国学生却被起跑线绊倒了。

中国学生纷纷涌向美国寄宿学校,和美国主流社会中寄宿学校的退潮又形成鲜明对比。在养育孩子方面,心理学中的依赖理论在美国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派心理学家认为,牢固的亲子纽带是孩子一生成长的心理和感情基础,为了学业而牺牲这种纽带,往往得不偿失。所以,越来越多的家长感到,这么早就把孩子推出家门放到寄宿学校中,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不好。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许多寄宿学校开始招收日读生。另外,美国的义务教育制度虽然相当破败,但富人区大致能够维持一流的公立教育。有些房价甚高的好学区,其教育质量几乎可以和一流的寄宿学校比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何必一年再多花四五万美元上私立学校呢?

中国的家长,对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及其教育功能通常理解不足,在为孩子的未来作出决定时,很少考虑到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把孩子送出国的,往往也是望子成龙心切,怀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我认识的美国咨询人反映,中国家长无论是在替孩子申请大学还是寄宿高中时,基本上不看孩子自身的条件,一味追求进名校,对次优的学校既不考虑,也没有常识。殊不知,孩子往往进不了一流学校,侥幸进去也未必是好事。重要的是选择一个和孩子的能力、特点比较般配的学校。这种细致的咨询服务,在中国几乎没有,家长似乎也不相信。当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很少有优质的英语学校,孩子们虽然从小学英语,但出国上寄宿学校后,语言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就毕业了,以后再申请大学时就很吃亏。这也是为什么寄宿初中开始流行的原因。孩子们十二三岁出国,如果找对了学校,高中毕业时在语言文化上就会有更充分的准备。当然,越早出国,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就越容易受影响。这就需要家长根据自家的具体情况和孩子的特点慎重考虑。

总之,到国外上寄宿学校,只适合很少一部分家庭和孩子。如果能有去格罗顿这种学校就读的机会,确实不应该轻易放弃。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长提高自身的修养和教育能力,参与孩子的成长,甚至和孩子一起学英语,这恐怕是更便宜、更有效,也更有感情回报的路径。

留美准备中最被忽视的关键步骤

中国的学生,大多本着应试教育的精神准备留美:背单词、练题型、应付托福和SAT。然后就是申请材料。大家你追我赶、只争朝夕,生怕自己晚出去一步,忙得喘气的功夫都没有。我碰到不少这样的学生及其家长。当我劝他们想一想如何应付美国大学的学业时,他们往往一头雾水:大学的学业要特别准备吗?考试难道不是吗?我于是拿出一句英文杂志上的话给他们读:a college degree still pays for itself (and then some) over the course of a career。这句中的词汇和语法,大概不会高于初一的程度。但是,许多托福高分的学生,居然读不懂什么意思。可见,光有个分数,未必就会读书。不会读书,出去八成要碰壁。

学生和家长们的回答很实际:考试、申请,火都上了房,所有的精力只够顾眼前,怎么有功夫看长远?好。这一点我也理解。毕竟美国的学校很看分数,敲门砖没有是不行的。问题是:当“眼前”忙完了、有时间为长远筹划时,大部分人选择了放弃。

我发现,准备留美,有一段黄金时间被大部分学子浪费。这大致是从新年到八月底这个时段。一般的大学申请,到一月一日基本截止。此时,该考的试都考了,申请材料也寄出了,似乎唯一可作的,就是等着录取。如果运气好,春天拿到录取通知。但最终入学,一般也是九月初。那么,从元旦到八月底这八个月都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日程?

许多学生是什么都没有,白白浪费时间。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的症状,即一切都是为了考试。在考试前争分夺秒,除了集中精力突击考试外什么都不管。一旦考完,立刻大放松,过度紧张的心理急需补偿,多一件事也不要作。我半开玩笑地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这种话没有人要听。

殊不知,就留美而言,浪费了这八个月,也许日后要用两年来补。为什么?首先,美国的一个学年,刨除各种假期,满打满算最多就八个月。浪费了八个月就是浪费了一学年。另外,这八个月往往决定了你进了美国大学后的“起跑线”。要知道,中美教育,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差异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诸多教育体系中的两个极端。中国学生考托福、SAT等等,其实还是在中国的应试教育的范式中兜圈子,对美国的教育没有基本的概念和经验。如果缺乏准备,到了美国大学就即刻晕头转向、难以适应。最近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是:不少中国学生SAT达到两千分上下,比同校的美国学生的平均线还略高,但读了一年就被劝退。

我强调这八个月的关键作用,并非否认应试的必要性。恰恰相反,我是站在应试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讲这个问题:考试一定要倾其全力准备、发挥最高水平。有时确实也需要把其他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突击。但是,托福、SAT之后,到了美国的大学,每门课都还有考试、有学期报告,过不了关的话,会铩羽而归,原来考的托福和SAT也都会泡汤。不能过了初一还不想十五。想想看:过了年关,考试和申请的事情都已经忙完,再没有火烧眉毛的事情逼着你应付。这岂不是专心致志准备适应大学课程的最好时期?

可惜,中国的学生往往只知道应试强化,不明白读书也需要强化。我曾反复指出: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患上名校癫狂症,要不惜一切代价进名校,越高越好。问题是,学校越好,阅读量越大。如果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学校要求的阅读量差距太大,后果就将不堪设想。比如,一般二流学校,即稍好些的州立大学,每周的阅读量至少有200页左右。到了常青藤,有时翻倍都不止。那些瞄准了常青藤、前五十等等的学生,是否测试过自己每周能读多少页大学程度的学术英文?没有每周200页的阅读能力,非要竞争每周要求400页阅读的大学,其实进去了,岂不也是自投罗网?

大多数中国学生还经常忽视另外一个问题:在元旦时刻,你虽然忙完了考试和申请,但还没有被录取。一般而言,只要考试成绩还可以,申请时不要好高骛远,为自己准备几所保底的学校,录取并不困难。但是,被什么学校录取,则大有文章。

如果运气奇好,被一个超出自己程度的大学录取,此时可不是庆祝天上掉馅饼的时刻,而应立即陷入强烈的危机感中:自己跟得上课吗?第一年后是否会被劝退?未必能读《时代》就能读大一的书目。如果一年级教授让你一周读完《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怎么办?你用中文能一周完成吗?要知道,去了差的学校,被劝退的可能很小。但是,去了好的学校,比如前五十名的学校,课程的水准相当高,被劝退的中国学生相当多。此时怎么能够高枕无忧?

如果运气不好、进了一所很不理想的学校,那么就要提前考虑转学。美国的大学制度比中国灵活得多,转学如同家常便饭。比如,我就有位朋友,本来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读了两年不是很高兴,就转到了耶鲁。一般院校之间,这种情况就更多了。转学往往是带着原来学校的学分过来;从差学校往好学校转,这些学分也许要打些折扣,但基本不至于耽误学业。问题是,转学和申请一样,也有相当的周期,要提前准备。比如,你今年被不理想的大学录取,计划第二年转到好一点的大学,那么申请就必须在今年底完成。也就是说,你寄出来年的申请前,刚刚才在美国大学读了一个学期。要想转学成功,必须有良好的表现,特别是欣赏你的教授的推荐信。如果你已经上了美国大学,却无法在那里“证明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没有教授的推荐信,一切还靠国内原来的材料,那么劣势比从国内申请还大。因为人家会觉得你在那么差的大学都适应不了,怎么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所以,想第二年往好学校转,必须第一个学期就有出色的表现。可惜,第一学期往往是中国学生初来乍到最难适应的阶段。事先不准备,怎么可能有超人的表现?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这临行八个月的战略意义。别的不说,这八个月即使仅仅是集中精力猛攻阅读的话,词汇量也可能涨五千到一万,阅读会上一个台阶,原来每周100页的阅读能力,可以提升到200页。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初进美国的大学,会遇到各种出其不意的挑战。宁愿事先把困难和未知因素想得多一些。比如,我当年留美前就曾设想:假使第一年上课一句听不懂、一句说不出来,至少要保证回家能读得懂足够数量的书,能写出读书报告。这些在国内完全是可以准备的。这一条有了保证,出去时才多少有了定心骨。

总之,留美不是高考—考到什么分数就上一本或二本。留美也不是一次性消费—支付了定金就拿到录取通知。留美是一种事业规划、人生奋斗、持续不断的努力,必须走一步看三步。这些都需要非常主动的前期设计和准备。习惯于被动地应付考试的中国学生,特别缺乏的就是这种主动性。事实上,这种深谋远虑的习惯,是在美国大学生存之必需,第一年就会马上派上用场:怎么选课、选专业、改专业、是否承受得了相关的学业压力,所有这些都要自己精心策划,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估价,不能被动地听别人吩咐。那种考完试就摆出一副“我死了以后管他洪水滔天”的架势的学生,还不懂得怎么为自己负责,出去非吃亏不可。

【薛涌预科新课程】留美临行强化

文字:薛涌 2013.12.26

托福90-100左右,SAT 1800-2000上下,目标“前八十”的强校,申请材料已经寄出,除了等录取、准备入学外,还应该干什么?

机会不是等来的!如果此时还是等待,你就可能漏掉留美最关键的准备步骤、浪费最宝贵的时间,一入学就发现自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

从元旦前完成申请,到春天接到录取通知,最终在九月初入学,大致有八个月的时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整整一学年!在此之前,你想的也许只是怎么被录取、怎么应试。寄走了申请材料后,为录取该作的已经全作了,应试的压力没有了,正好可以集中精力准备如何适应美国的大学课程。遗憾的是,许多学生和家长,所忽视的恰恰是这个阶段。结果,许多托福90-100、SAT1800-2000上下的学生,进了美国大学的“前八十强”,一年后因无法适应而被劝退。

为什么?

越好的学校,学术标准越高。中美教育最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前者重考试,后者则恰恰鼓励学生挑战那些在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成见,并为此独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最终获得思想创新。可惜,被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想的、会的只是应试,觉得考完就无事可做,结果到美国面临全新的教育而措手不及。有多少同学问过自己:一周能否完成200页的英文阅读、并拿出自己独到的分析?如果完不成、或读完后没有自己的见解,有什么理由呆在“前五十”或“前八十”的强校?当课堂讨论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深入到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关系时,你是否会晕头转向?……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本科比研究院难读。在研究院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专业。本科则立足于通识教育。即使学工程专业,也无法绕开美国史等基本的文科课程。恰恰是这些课程,成为许多中国学生的学业“杀手”。

留美临行强化课程,是针对美国本科课程的基本要求、以及中国学生的普遍弱点而设计,力图在七八个月的时间让学生们作好准备。其中最为核心的目标,是提高阅读能力,力争在留美前登上一周200页英文阅读量的台阶,同时也帮助同学们了解美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知识,如宪政原则等等。在此基础上,通过讨论进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熟悉美国大学讨论班(Seminar)的授课方式。
课程形式:互动的文本

学生和老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沟通,集体上课:老师每周布置阅读材料。学生必须自己先完成阅读,就其中的难点进行提问,然后老师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所有老师的讲解和学生的提问、讨论,都通过电子邮件中的“回答全部”功能达到师生共享。这样就形成一个学习、讨论圈,让学生们在网上尝试和演练美国大学中“讨论班”(Seminar)的学习方式。规定的阅读材料,就成为一个“互动的文本”。这不仅要求学生在阅读上跟上进度,而且要积极参与提问和讨论,包括回答老师的问题,保证在和老师及同学的互动中把文章吃透。

阅读材料:从美国媒体的一些重要文章开始,逐渐过渡到一些重要的文化经典,如康德的《论启蒙》,《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章节。媒体的文章,旨在帮助学生进入当今美国社会文化的“语境”,了解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各种讨论时所涉及的现实背景。经典阅读,则有助于把握美国人的思维。因为美国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往往依然根据经典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阅读以精读为主要形式:每个生词都必须查字典、每个句子都要搞懂。每周从二三十页起步,数量逐渐增加,最终增加到每周五六十页。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开始阶段,媒体的专题和评论文章较多,后半程则经典渐渐增加。如果精读最终每周能够完成五六十页,那么距离泛读每周200页的标准就非常接近,应付美国强校第一年的挑战就比较有把握。

班级规模:20个学生左右,额满为止。

课程时间:2014年1月15日至8月15日

学费标准:8900元

滚动报名,先报者优先入学。额满为止。课程开始后如有报名者,在课程仍有空席、学生有能力跟上进度的前提下,可按个案处理,以月份计算学费。

课程开始后一个月内退学,将扣除已授课部分的学费和占学费10%的行政费。开学一个月后,将不再退回学费。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可以选择一对一的课程。学费标准请参照“薛涌留美预科”的半年强化课程

所有上课邮件中的文字,严格限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之用,属于老师的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不得外传。违反者将被开除学籍,并承担法律责任。

 

《跟着薛涌留学去》:美国母亲学历越高越不出去工作

2013年春,美国有一篇令人惊讶的报道:在2010年度,接受过哈佛、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教育的已婚母亲,仅有70%参加工作。相比之下,那些接受了末流大学教育的已婚母亲,有80%参加工作。也就是说,受的教育越好的母亲,越倾向于当家庭主妇。

这是Vanderbilt大学法律和经济学教授Joni Hersch的研究揭示的现象。她的研究还发现,那些受过顶尖大学教育的已婚母亲,只有45%从事全职工作。那些在末流大学完成学业的已婚母亲,有57%从事全职工作。这些结果,是从21-54岁年龄段、拥有18岁以下孩子的7.7万名大学毕业的已婚母亲中统计出来的。

这一结果,令不少人意外。Joni Hersch教授称,按照常识,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都比较有灵活性,更具备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条件。这一点,从我们身边的生活中就能找到不少例证。比如,我们的一对朋友是顶尖工学院的博士,在顶尖高科技公司工作,两人年薪都在十万美元上下。生了孩子后,母亲享受着相当长的带薪产假。产假用完后,又有大量时间可以在家工作。一般美国人,则不享受带薪产假。生完孩子后不得不赶紧回去工作,否则家里就揭不开锅。那么,那些顶尖大学毕业的母亲,放着这么优越的条件,为什么不加以充分利用,而一定要辞职回家相夫教子呢?

一些相关的研究揭示,顶尖大学毕业的女生当了母亲后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她们能够承受得起。她们中来自富裕家庭的比例甚高。也许最为关键的是,她们的丈夫多也是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收入非常高。这样的家庭,一个人出来工作就已经富富有余。

不过,Joni Hersch发现,经济危机多少改变了这样的图景。比如,在那些拥有MBA的已婚母亲中,受过顶尖大学教育的,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在2003年仅35%,到2010年则增加到了54%。与此相对,那些末流大学背景的,2003年有66%从事全职工作,到2010年降到了48%。也就是说,在经济好时,顶尖大学背景的家庭生活优裕,女方往往选择不工作。但是,一旦经济发生危机,家庭财政受到冲击,这些顶尖大学毕业的母亲就不得不出来工作。当她们这样作时,很容易把末流大学背景的母亲挤掉。

还有一项研究则揭示,同是顶尖大学的教育背景,那些拿MBA的母亲更容易辞职回家。那些在法学或医学方面拿到高级学位的,则往往更能保持自己的工作。这里的原因是,拿MBA的人往往在生意场冲锋陷阵,工作量很大,工作时间很不灵活,最终无法照顾孩子。这逼着她们不得不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医学和法学的博士们,则工作时间和日程都相当灵活,可以事业生活两不误。

以上发现,引得网上议论纷纷。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其实多在意料之中。我大约十年前就写过文章,分析“常青藤的家庭主妇热”。当时一些名校的女生,还没有男朋友就已经在设想日后结婚生子当全职母亲的生活了。也怪不得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如今著书立说,要求女性不要轻易为家庭和孩子牺牲事业。不过,这些常青藤中的“主妇谜”,并非心血来潮地赶时髦。她们的观念,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家庭根源。

能上常青藤的女性,往往得益于成功的家教。这种家教,又往往建筑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的无私投入上。等这些女孩子读了大学,回首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功,自然会认识到母亲的角色是多么重要。她们越是注重教育的价值,就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乃至不放心把教育自己孩子的责任外包给学校。有些网友的评论也显示了这一点:“现在的公立学校越来越离谱儿,我们当母亲的能把孩子托付给这样的体制吗?能不回家接掌孩子的教育吗?”

这样的趋势,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教育的不公平。一流大学毕业的母亲,往往家境富裕,搬到非常贵的优秀学区。由于学校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当地房地产税,房价越高的地方税收越多,越雇得起好老师、置办得起好设备。但这还仅仅是一端。在这样的地方,学校除了优秀的教师团队外,还有一群常青藤毕业的专职母亲,忙里忙外地当志愿者,主持各种募捐活动,监督教学,甚至亲身进教室讲课。美国的一些精英私立学校,家长即使缴了天价学费,把不会把孩子盲目托付给学校放心地走开。一般而言,私立学校的家长参与志愿活动的比率比公立学校更高。与此相对,那些不得不全职上班、为家里的基本生存而挣扎的母亲们,则往往居住在破败的学区,自己也没有时间充当志愿者,在孩子们身上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美国的这种教育分化,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不过,这些现象至少显示了美国有教育资源的家庭的一个倾向,即通过家长自身的参与来塑造孩子的教育过程。这对于许多中国家长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中国之所以择校费满天飞,一大原因就在于家长们对老师和学校过度迷信,以为有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学校,孩子就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自己则放弃了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对学校的事务也不参与。这种趋势,也蔓延到留美的寄宿学校热上来。许多中国家长,盲目崇拜美国教育的“先进”,找到个学校就把孩子小小年纪送走。最终孩子学坏,家长不仅鞭长莫及,甚至根本不知道。同时,许多在国内并不宽裕的家庭,家长放弃许多经济利益,宁愿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虽然没有上美国寄宿学校的条件,但素质优异得多,最终反而能到美国读个好大学。

古语说:“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现在的家长们衣食足后,是否也应该知道回家“看孩子”、主掌孩子的教育了?

《跟着薛涌留学去》:家长能为孩子作什么?

患有“体制依赖症”的中国家长,在处理孩子的教育问题时,首先要找体制,就好象我们小时候看的革命电影或小说里讲的“找组织”一样。不喜欢“应试教育”的中国体制?那就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因为听人家说那里的体制特别先进。但如果你问,美国有什么好?美国义务教育质量之低举世皆知。怎么见得到美国读高中就比在中国好?中国家长们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出去再说!”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早到美国,就早和人家的体制接轨。

美国的许多家长则是另一个极端:特别不相信体制,什么都要自己来。美国的公立义务教育,就生均投入而言是世界最高的,比有些发达国家甚至高将近一倍。但是,不相信这种体制的家长比比皆是,导致了私立学校的繁荣。如今,私立学校也不景气。这倒不是大家要回归公立的体制,而是对于私立的体制也不信,要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教育。于是,家庭学校的崛起,使私立学校丧失了不少生源。其实,即使大多数美国人选择了学校教育,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他们往往也不是把孩子送进去了之。家长们都组成了庞大的团队,积极参与学校的生活,监督学校的运作。

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一现象。此文的作者Lenore Skenazy著有《放养的孩子》一书, 并主持过《世界最坏的妈妈》的电视节目。她从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最近引起轰动的《Lean In》一书谈起。在这本书中,Sheryl Sandberg力主有志向的妇女不要为了家庭牺牲事业,不要还没男朋友就在那里思考当母亲的责任、并准备为此作出牺牲。Lenore Skenazy则添油加醋,称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精力,往往适得其反。根据最近的研究,受过大学教育的妈妈,每周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1995年时多出9个小时。这意味着这些母亲每周少了一个多的工作日。她的矛头,直指所谓“直升飞机父母”,即那些象直升飞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上、指挥孩子的一举一动的家长。她引述有关研究,称这种直升飞机式的家教培养出来的孩子,比起那些独立成长的孩子来,更悲哀、更肥胖、缺乏适应性。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许多读者的反击。一位来自加州的母亲列出了所谓对孩子过度投入的母亲们的业绩:给当地学校募捐数万美元、到教室志愿教课、带孩子们去野游、给数学和科学代表队当指导教练、组织运动队和比赛…… 让这些母亲回去工作?那就别抱怨孩子们失去了如此丰富的教育机会。另一位来自康州的母亲则指出,当公立学校该教的东西没有教或教不好、你也没钱雇私人老师时,你就得亲自教。找人看孩子吗?保姆们并不关心孩子的成长,她们只希望孩子能安静,乐见孩子没完没了地盯着电视屏幕。家长自己不在孩子身上投入自己的兴趣,就别怪孩子长大了玩儿起电子游戏来上瘾。现在网络上的内容那么庞杂,家长不和孩子有充分的互动,孩子就去和网络互动,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家长的教育责任,确实比过去复杂得多。

Lenore Skenazy的错误,在于对控制孩子的父母和帮助孩子的父母不加区分。其实,后者往往万事让孩子自己选择,但会利用自己的经验给孩子许多指导、参谋、和建议。心理学上的依赖理论也认为,亲子纽带越强,孩子越独立、越敢于冒险。事实上,我自己女儿的成长,就得益于妈妈放弃完成耶鲁的博士论文,全勤养育。我们从来不禁止她看电视、上网,但她从来不看电视,没有任何玩游戏的习惯。这主要是因为她有更多的机会和父母交流,觉得这种亲子互动更有意思。更重要的是,负责的父母,在把孩子送进学校后,马上就参与学校的教育。他们不会死心眼儿地把一切都寄托在一个“体制”上。体制是靠不住的。记得去年在一次家长老师联席会议上,一位母亲抗议十一、二岁的孩子居然没有性教育,称这是可耻的失职。结果,学校立即让体育老师讲授性教育课程。如果学校无法应付这类需求,家长就自己进教室。事实上,孩子们许多运动队的教练就有家长参与。

不久前,一位中国家长给我来信。她带着女儿移民到美国,女儿在高中的排名和成绩都不错,但问题就是没有社会活动和体育爱好,又听说申请大学需要这些,一时不知所措。她诉苦说:“美国教育真是折磨人,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众说纷纭,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使劲了。”应该说,这是中国家长典型的问题。在中国,帮孩子选中学校,缴了择校费,一切就都托付给学校了。学校会告诉孩子和家长该怎么作。这就是相信体制。在美国,没有人这么相信体制。所谓“众说纷纭”,其实就是每个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和需要制定一整套教育计划。这些家长不仅介入学校的教育,而且安排了孩子的各种课后活动、暑期班、夏令营等等。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一个不相信体制而相信自己的教育环境中,家长就是孩子的校长。

如今网络教育的繁荣,使家长在孩子的教育设计上更能“网开一面”。家长并非无所不通,但完全可以象校长一样,设计孩子的教育战略,充分利用网络上的资源,给孩子设计与众不同的课程结构。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就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规格产品,而是独立的、特殊的个人。

《跟着薛涌留学去》:寄宿问题

教育,首先发生在家庭中。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体制”,往往造成了不负责任的家长和索求无度的孩子。最终,他们不愿意努力回应自己所面临的挑战,试图花笔钱解决问题。教育,特别是留学,也由此就变成了消费。

《华尔街日报》对留美读寄宿高中的报道中,主人公是位来自武汉的男生,就读于将近4.96万美元一年的圣玛丽高中。这笔钱中,其实有1.12万美元是学校用来支付一家在波士顿附近的教育公司的中介费。中国小留学生背后,隐藏着的是巨大的利益链。

不过,这条利益链能够运作起来,最终要靠学生和家长自发的意愿。这位来自武汉的男生,在对《华尔街日报》解释自己为什么来读如此之贵的学校时,讲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的大学升学战是一考定终生,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不认为我有机会进入一个顶尖的学校”。于是,他和他的家庭作出决定,到美国读寄宿高中,为进入美国的好大学锁定有利位置。

这番话,显示了这位年轻人的思想与现实已经脱节到了多么离谱儿的程度。不错,一考定终生的高考制度确实很不合理,考生们压力确实很大。但是,中国的大学扩招已经有十几年。即使一流大学数量有限,这些大学的招生规模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张。特别是一些名校吞并了若干地方院校后,规模大为膨胀,容纳的学生增多。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老化,各大城市高考报考人数已经连续多年持续下降。低层级的大学,几乎是什么考分的学生都收,高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即使是精英大学,竞争的激烈程度比起三十年前父辈那代人来也不可同日而语。哪里有什么“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回事?

想出国、想在竞争中抢跑,又不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于是就要为自己找借口,甚至根据自己内心的需要编造出一系列“离谱儿”的现实来,为自己向父母不停地索取制造理由。这大概是这位年轻人睁眼说瞎话的原因。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家庭,往往对这样的行为相当配合,甚至予以鼓励,把孩子打扮成最大的受害者。

可惜的是,这种靠烧钱在美国大学抢滩登陆的计划,最终还是会落空的。圣玛丽这种几次濒于破产的学校,难以让他在起跑线上抢先一步。看看现实就知道:几年前寄宿学校的中国学生还比较少,“英语环境”还比较好。那时的学生现在正好在大学里读书。可惜他们在学术表现和适应力上,都没有显示出什么寄宿学校的优势。如今寄宿学校的中国学生已经增长了五倍以上,而且上涨势头仍然很汹。中国学生越来越扎堆,学英语的条件越来越差。连那位武汉来的男生也开始抱怨班上的中国学生太多、没法练英语了。

校园里有20%以上是中国学生,这个数字确实太高了。但这并不构成没法练英语的理由。毕竟他和另外80%的学生群体交流还是要用英语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寄宿学校的学生,往往是最喜欢找借口的一族。他们在中国抱怨“应试教育”的压力,出了国则抱怨周围中国学生太多。但恰恰是他们自己喜欢找中国同学扎堆。如果你再下去,他们学不好英语的理由,恐怕是美国学生排斥自己。我在大学里就碰到一些中国学生这么说。老实说,我在美国读书、教书快二十年,见的、经历过的都不少。排斥外国人的美国人并非没有。但整体上美国人还是比较开放的。高校中有些美国师生特别喜欢和外国学生打交道。我最好的一位美国学生,一直努力学中文。她总希望和中国学生搭伙交换:她教中国学生英文,中国学生教她中文。但她给相关的中国学生群体电子邮件发遍,学校里那么多中国学生竟没人回应。而这些中国学生的英语,往往是一塌糊涂,阅读错得离谱儿。我们也可以想象:再过几年这些中国学生毕业回国,自己的英语程度交代不过去,或出于心理上的挫折感,或出于糖塞烧了大笔钱的父母之需要,他们恐怕还是会编出一些故事来:要么是周围中国学生太多、没法练英文,要么是美国学生排斥排斥中国人,种族歧视。其实留意一下微博就能看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海外愤青已经很成阵势了。

许多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把私立寄宿学校视为贵族教育,甚至以此相高,却往往忘记了:美国社会对寄宿学校其实有相当的看法,并影响着各大学的录取政策。最顶尖的寄宿学校,因为自身的入学竞争激烈,学术要求严格,教育资源充足,毕业生确实高人一筹,即使大学录取办公室对这个群体提高录取标准,他们还是非常有竞争性。但是,如果你一年让家长花四五万美元上个普通的寄宿学校,最终不过是个平平之辈,大学录取办公室就可能觉得你已经享受了许多别人都没有享受的机会,仍然不成器,未来毫无潜力可言。除非是那些只是盯着收高额学费的学校,有竞争力的大学,对这样的学生一般都是敬而远之。

如今国内的教育环境确实不好。“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应试口号确实吓人。但是,没有人生活在理想社会中。当今这代孩子的父母,自己当年所处的教育环境恐怕更糟糕。如果对现实不满的话,家长更应该激励孩子:你怎么想办法改变?你怎么奋斗摆脱?重点还是培养孩子迎接挑战、适应现实的能力上。花大笔钱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寄宿学校,则仿佛是家长向孩子许愿:你自己别操行,让我来给你个好环境!这种许愿,不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也培养着只会索取、总是企求别人来为自己解决问题的孩子。

《跟着薛涌留学去》:网络时代家庭学校的崛起

中国留美潮中的“读寄宿学校热”,是一种忽视孩子成长期的心理、感情需要的盲目竞争。这种非理性冲动背后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家长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体制依赖症”。换句话说,这些家长们都是依赖“应试教育”的体制成长起来的。当他们对这个体制丧失信心时,就急急忙忙地寻找另一个体制来安顿自己的孩子,不管自己对这个新体制有多少了解。这种“体制依赖症”,导致他们习惯性地把家长的教育职责外包出去,觉得孩子上了重点、进了好的补习班、或到美国上了寄宿高中,一切就万事大吉。美国的寄宿学校,就好象是他们捞到的一根救命稻草。

其实,孩子最重要的教育,往往发生在家庭中。

家学渊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对某人学问功底的赞誉。当然,这种赞誉的成立,多少也是基于传统社会的现实:没有现代社会的义务教育制度,没有大学这样的公共教育机构,学问往往在家门内传授。西方的大学在800年前就已经发足,从19世纪开始又逐渐建立并普及了义务教育制度。在北欧等国家,甚至上大学、读研究院都近乎免费。学在公而不在私。所谓家学渊源不是一概没有,但远不如在传统中国那么重要。

但是,最近十几年美国风气大变,“家学”(即家庭学校)越来越流行。在三十年前,家庭学校在30个州是不合法的。违法的父母会被起诉,甚至可以被投进监狱。但是,如今家庭学校不仅在大部分州被容许,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潮流。1975年时,仅1万到1.5万的孩子在家上学。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2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550万寄宿学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家庭学校,无疑为对现行教育体系不满或不认同的家长提供了另类出路。最早领潮家庭学校的,是极少数挑战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极左翼,但很快宗教保守主义者们就取而代之、成了主宰。原因是:美国在制度上严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公立学校不能宣扬宗教价值。许多教徒对此大为不满,索性把孩子从学校拉出来自己教育。还有许多人,对学校的环境、教学质量大为不满,也开始让孩子在家读书。当然另有一小部分超级富翁,觉得公立、私立学校都无法满足自己孩子的高度个性化教育需求,干脆聘请一系列优秀的教师在家教学。根据2007年的一项调查,让孩子就读家庭学校的,有36%是出于宗教和道德教育的原因,有21%是对学校的环境不满意,还有17%是对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满。用《在美国的家庭学校》一书的作者Joseph Murphy教授的话说,家庭学校是对义务教育最极端的私有化形式。另外,从2005到2009年美国寄宿学校学生人数大幅度下降,有80%发生在教会学校。出于宗教原因上家庭学校的学生,恐怕原本是寄宿学校的重要生源。

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家庭学校出来的孩子,考试成绩和大学升学率等比一般公立学校的学生略好一些,而且行为也并不是那么孤僻怪异,反而性格更健康些。当然,这些初步的数据未必能够证明家庭学校的优异。毕竟,为孩子建立家庭学校本身,就说明家长极其重视教育,乃至对现有的学校难以忍受,而且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都比较好一些。把家庭经济、教育资源上的这些变量排除后,家庭学校的表现究竟如何?目前似乎尚无令人信服的研究。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家庭学校的潮流会越来越壮大。要知道,现代义务教育本身,带有着相当程度的强制性。在义务教育实施之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国家是否有权力把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对之用国家规定的课程进行教育?要知道,在十九世纪,许多父母指望着六七岁的孩子帮助家庭干活,进而把国家的义务教育视为对自己私人领域的侵犯。但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意识到:义务教育是一国之竞争力之核心,而由国家统一操办是最有效率的。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义务教育的成功,西方发达国家民智大开。再加上随现代社会而来的多元化,家长们想法各异。统一规格的义务教育,面对众口难调的家庭有些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自己教育孩子的能力,比如许多父母本身都拿了硕士、博士,并且有一方赋闲在家。家庭学校由此成为一个很难阻挡的趋势。所以,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家长只要向当地政府通报家庭学校的课程规划等等,就可以把孩子留在家里教育。

不过,这样的家庭学校,和传统的“家学”仍然大异其趣。 司马迁的“家学”是历史,莫扎特的“家学”是音乐。他们都很难改行。传统“家学”的目的,是保存祖传职业的手段。在古雅典,为父不把自己的技能传授给儿子还可以会受惩罚。现在的家庭学校则不以此为目标,而是要为孩子个性化的发展提供更开阔的天地,免得他们成为公立学校那种教育流水线上大规模生产出来的统一零部件。家庭学校的学生日后和家长在职业上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家长也不是象司马迁和莫扎特的父亲那样,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孩子,而是安排孩子从各种老师那里学习。

不可否认,在给孩子提供天高任鸟飞教育经验方面,家庭学校虽然避免了公立学校流水线式的统一课程,却也面临着许多天然屏障。首先,在家就学,请私人家教成本非常高,课程难以丰富。第二,孩子没有学校的同学,社会能力难以发展。为此,家长们进行了多方努力,比如建立家庭学校的网络、协会,大家互通有无,创造社区让孩子们交往。在有些地区,家长还和公立学校合作,让孩子参加本地学校的运动队。由于家长在这些方面非常投入,至今家庭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社会能力上似乎没有什么欠缺,所学的知识也都比较全面。

最近网上教学的发展,则给家庭学校提供了新的动力。网上的公开课程、注册收费的远程教育课程五花八门,而且多是明星教授、教师上课。不仅有网上大学,网上高中也悄然崛起,出现了斯坦福高中这种和名校竞争、需要竞争录取的学校。家庭学校请不起私人家教的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甚至一些公立学校体系,报销家庭学校的若干网上课程的学费。一夜之间,家庭学校的学生的天空似乎比公立学校中的孩子更开阔。他们仿佛能从全世界(至少是英文世界)选择最好的课程!孩子的个性化发展,由此获得了制度上的支持。

对于家庭学校和网上教育携手形成的这一大潮,中国仍然还是观潮儿而非弄潮儿。其实,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家长和学生一直怨声载道。可惜现有的体制顽固不化,让人深感无奈。不要说等待体制的完善,就是把体制改革得靠谱儿一点,恐怕也要经年累月,到时自己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谁也等不起。这大概也是许多家长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寄宿的原因之一。但是,把孩子托付给地球另一面自己并不熟悉的教育机构,使家长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放弃了参与孩子成长的机会。无论是在中美,我们观察一下教育比较成功的家庭就可以发现,在这样的家庭中,家长往往就是孩子的“校长”。家长即使对孩子很放手,但在孩子究竟参加什么暑期班、什么运动队、交什么朋友等等方面,都有宏观的把握。放弃这些,孩子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其命运只能交给未知的力量。

《跟着薛涌留学去》:出国干什么去了?

如果你对现在留美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顺着父母的指示学几个狭隘的专业,在社会生活中自我隔绝,和美国人没有沟通,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留美无异于虚度青春。”那么,他们肯定会振振有辞地辩解:“不是我们不和美国人接触,是美国人排斥我们。”

比如,Delaware大学的一位中国学生诉苦说,在一门课上,教授无视她的问题,只听美国学生的问题。在另一门课上,她参与一个小组的计划,但大家对她熟视无睹。表面上欢迎,实际则搞另一套。这些经历让她终生难忘。类似的经验积攒起来,就更把中国学生逼到一起了。

这类牢骚,在老一代留学生中并非没有,但相对比较少。而且总发这种牢骚的,最终事业不得志的比较多。要知道,老一代留学生的境况要艰苦得多。当时中国属于赤贫的国家,这些留学先驱也是赤贫之人,去美国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时美国人对中国也远没有现在的尊重。另外,他们的文化准备也比较少,英语不如年轻一代好。凡此种种,都影响了他们进入美国社会的信心和能力。但现在看看,他们大多数在美国安家立业,事业成功。

我并不想否认这位中国学生的牢骚的根据。但是,根据我个人经验的判断,更大的可能是她初来乍到有些文化上的误会,或者把偶然的事件夸大成普遍现象。美国有许多问题,但毕竟是个移民国家,对移民或外国人还是颇为接纳的。我的一位朋友在香港、新加坡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到美国,住下就不想走,宁愿放弃香港、新加坡更好的机会。她的理由很简单:她的英语不好,在香港和新加坡感到抬不起头来,在美国则一点也没事。许多中国人其实都有同感。象我这种学英语晚的,口语很差,现在回国讲英语也有压力,但在美国就没压力。只要你能表达,美国人一般不会因为口音而变成势利眼。这里确实是个兼容并包的大熔炉。

许多刚出来的中国学生,恐怕低估了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当你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时,听的人也许还糊里糊涂。我刚来美国时把tradition(传统)念成transition(过渡),错了一年也不自知,而那一年我还特别喜欢讨论“传统”的问题。听者怎么可能明白呢?那些没有太多和外国人接触的经验的人,更是不知所措,只好选择躲避了。教授有特殊使命,在课堂上往往要借着回答某个学生的问题说明自己的几个要点。如果学生的问题言不及义,只好绕开,以保持课堂的效率。作为学生,最好的策略还是课下一对一地追问。另外,如果平时不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没有建立什么纽带,上课一起做计划也难免感到孤立。当然,有时你会不幸碰到不友好的人。对方并不是因为你的人种和文化对你有恶意,而是不喜欢你本人。所有这些,都不构成躲进中国人的小圈子里的理由。

其实,对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国家的人有陌生感、隔膜感,乃人之天性。出国留学的目的之一,难道不就是跨越这样的鸿沟吗?几年前,我班上一位优等生告诉我,她家三代人,都住在一条街,从来没有出去见过世面,二十岁以前准生孩子。她是第一个例外。我们中国人谈起美国来,心里多少都觉得人家很不得了。其实,普通的美国人,许多就是这种很闭塞的小老百姓,和外国人接触信心不足。他们见了你板着面孔,也可能是心里紧张、不自信。你主动一些,对方经常在第一时间就满脸堆笑。

《跟着薛涌留学去》:美国的寄宿学校

美国顶尖的寄宿学校,大多是在十九世纪仿照伊顿公学等英国的范本建造的,是给所谓“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的上流社会培养接班人的地方,也称“大学准备学校”。虽然常青藤主要是到这些学校招生,但当时常青藤也是公子哥的大本营,学术质量并不太高。二十世纪初,常青藤还是提供学术要求,从公立学校招收了许多平民子弟。这一趋势到二战后变本加厉。于是,为了对于来自优异公立学校的竞争,这些贵族寄宿学校利用自己的财政和文化资源大力提高学术水准,并给普通家庭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保证英才教育的质量。如今,如Groton、Phillips Andover、Phillips Exeter、St Paul’s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高中。我见过在这类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往往属于小天才型。有孩子在这种学校读书的父母也说:进了这种学校,只要有天份,那真可谓海阔天空。人家可以专门为一个学生开门课,一对一地帮你发展。所以,有机会到这样的学校读书,当然不能轻易错过。

但是,这类学校一共就二、三十所,而且每所往往就二三百人,是个很小的圈子。最近几年,来自中国的申请者排山倒海,能人甚多;家里也都是照着标价交学费,毫不眨眼。而这些学校财大气粗,有着雄厚的校友捐助基金,培养一个学生的成本远远超过学费,所以在录取时并不见钱眼开,而是严格控制各种文化、种族、国家背景的学生比例,保持多元环境。这样,由于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甚至超过美国本土的申请者,对录取学生背景的控制,往往使中国学生进这类学校比进哈佛还难。

不过,虽然这些一流寄宿学校和99%的中国小留学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但其声誉经常给人们带来一种幻觉:似乎美国的寄宿学校都很优秀,至少比公立学校好不少。实际情况则大为不然。美国的寄宿学校,除了二三十所顶尖的外,还有少量“二流”的,质量也相当过硬。但是再往下则并不那么牢靠,往往还不如公立学校。在好学区的公立学校,有纳税人的财政支持,并镶嵌于当地社会悠久的文化和教育传统之中,能够长期保持优异。普通的私立寄宿学校,则靠学生的学费维持,动辄发生财政危机。风雨飘摇之际,教学质量上只能偷工减料。有些美国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些寄宿学校,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许多这类学校是教会学校)。有的则是孩子在公立学校有些成长的问题,需要特别的照顾。甚至还有些孩子因为受不了公立学校的州级统一考试而跑到私立学校“避难”。这样的孩子,素质可想而知。最糟糕的寄宿学校,则如学店,想方设法地先把学生的学费搞到手再说。许多盲目让孩子早出国的中国家长,往往糊里糊涂地把孩子送到了这些学校。

根据美国官方的数字,来美国读寄宿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从2008年的4503人增加到了2012-13年的23795人,四、五年的时间就增长了5倍多。这种增长,主要是来自低端的寄宿学校。与此同时,来自中国、韩国、印度、日本、台湾、越南等国的亚洲学生,则从27335人增加到了42845人。把这两组数据对照分析就可以看出,亚洲学生的增长,主要是中国学生的增长。实际上,如果除去中国学生的增长数字,亚洲学生的总数还下降了。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亚洲留学生的第二大集团韩国学生人数的持续下降。

一位专门作寄宿学校申请咨询的美国友人颇有感触:十多年前,美国的寄宿学校充斥了韩国学生。但现在韩国学生退潮,中国学生取而代之。其中一个理由,是许多韩国家长慢慢发现,让孩子小小年纪离家苦读,花了几十万美元,资质优异的孩子即使是进了顶尖的寄宿学校,最后也不过上个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当然还是相当优秀的学校,但进这样的学校在韩国申请似乎也能做到,凭什么事先要烧那么多钱?可见,韩国人作为“留美热”的过来人,渐渐已经成熟了。

被“留美热”烧昏了头的中国家长则往往没有意识到,孩子即使是进了比较好的寄宿学校,也可能碰到意想不到的陷阱,乃至在申请大学时吃亏。他们四年寄宿读下来,英语尚未达到美国同学的水平。但是,大学录取办公室如果看到他们来自美国某某著名寄宿学校,就会用那种学校的标准要求他们。而那种学校的学生,在美国几乎是英文最为拔尖的。还有,在美国,上寄宿学校的往往被视为少数特权阶层,许多精英大学录取办公室对寄宿学校出身的学生会另眼相看:你小小年纪,已经得到了这么多机会。我们这里的机会凭什么还要给你?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机会给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机会的穷孩子?录取办公室这样的考量,媒体中早就多有报导。他们对寄宿学校的毕业生提高标准是很正常的。在这样在竞争中,即使是读精英寄宿学校的中国学生也很难占据优势。如果留在中国申请,那么你有缺陷的英语在大学录取办公室的眼里也可能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人家或觉得你有和一般美国学生非常不同的经历、能够贡献于校园的多元文化环境。

慎选寄宿学校的最重要理由,恐怕还是关乎孩子的心理、感情的成长。青春期是孩子身体、心理、智能发育的关键期,和父母的关系非常重要。二战后发展心理学的一个主导学说就是“依恋理论”,认为孩子和父母的感情纽带,对其心理和智能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过早让孩子离家读寄宿学校,可能对亲子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对孩子的成长未必是好事。 所以,美国的许多家庭,即使有条件也不让孩子上寄宿学校。大部分寄宿学校,为满足这些家长的需要,普遍增招附近的走读生。

我们不妨凭借常识想想:一个14岁的孩子,不管多少优秀,毕竟还是孩子,各方面都很不成熟。突然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面临语言、文化上的种种挑战,有时难以融入环境,甚至在同学中受到些排斥。在远离父母的情况下,他们内心会非常孤独,最终要么去自己熟悉的中国同学圈那里寻求避风港,要么关在屋里玩儿游戏,学坏的机会相当多。以我在美国有限的见闻,除了那些有幸读了顶尖寄宿学校的学生外,在普通寄宿学校就读的中国孩子中,还真没有碰到过什么成功的案例。就算是那些特别优异的孩子,自己肯奋斗,最后作为班里顶尖的学生进了一流大学。但他们没有父母的关照,用功起来往往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有委屈自己关在屋里大哭一场,在巨大的压力下,心理频临崩溃边缘。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这样冒险?

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虽然有种种残缺,但我依然相信,如果家长有基本的教育常识、对孩子也比较尽责,那么这些孩子留在国内读完高中,大多会比留美读寄宿学校要成功得多。

《跟着薛涌留学去》:当心寄宿学校

去年我讲全球化史的课程时,班上有两位中国男生,一位是从国内刚到的,一位则是在美国读了寄宿高中的。我虽然一向信奉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的教学原则,但潜意识中也许对他们还是有些“同文同种”的特别关照。我给自己找出来的理由是:教授的责任不仅仅是坚持单一的学术标准,还要关心、帮助学生的成长。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到异国他乡,语言、文化障碍甚大,老师多些关心是应该的。不过令我诧异的是:从国内刚来的那位,上我的课虽然有些困难,但最终还是能适应。在美国读了四年寄宿学校、并且高一年级那位,则完全“找不到北”。最后我只能给他个D,勉强及格。不过,这多少有点“法外开恩”了。他有时糊涂到连书里讲什么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分析其主要观点了。想想也真是担心:大学已经上了一半,还这样云里雾里地彷徨,毕业后可怎么办?

两个学生的表现,当然可能主要是源于个人素质。但是,这并非一个偶然事例。许多寄宿学校出来的中国孩子都是这样。如今中国的留美潮越来越大,留学年龄越来越低。家长们想当然地认为:把孩子早早送出来读寄宿高中,不仅能上更好的大学,而且上了大学后也能更好地适应美式的教育,日后有个比较好的事业起点。事实上,这种一厢情愿的教育战略,正在毁掉这些孩子的前途。

《华尔街日报》2013年1月曾刊登过一篇关于中国小留学生的报道,标题就颇具讽刺意味:《私立学校的外国援助》。言下之意,这种留学主要不是受教育,而是给风雨飘摇的美国私立学校提供财政援助。2005年,美国私立高中注册的学生达到顶峰,总共有610万人;但到了2009年,就已经跌到550万人。这里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美国的家庭学校越来越盛行,分走了私立学校的生源。另外,公助民办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也日益普及,分走了另一部分生源。当然,经济危机恐怕也是个原因。你不能指望一个失业的或受到失业直接威胁的家庭还一年花几万美元让孩子读私立学校。2009年550万注册学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新统计数字。在此之后经济危机一直持续着,估计私立学校学生流失的势头还在继续。

要知道,大部分美国私立学校,都把学费作为主要的经费来源。私立高中的规模又多非常小,往往就两三百个学生,甚至还有百人以下的。注册人数四年猛降60万,意味着许多学校的破产。事实上,这类的新闻在最近几年确实不绝于耳。许多学校能幸存下来,主要是靠外国学生的学费。更具体地说,是靠中国学生的学费。

《华尔街日报》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一个在俄勒冈的中学圣玛丽,初中高中加起来不过450人左右,但中国学生(基本都集中在高中)就已经有70人。美国当地的走读生,一年学费不过12600美元,中国的寄宿生则是49600美元。就算刨去食宿、医保等12500美元的平均费用,中国学生比美国当地学生也要多支付将近2.5万美元。对于几次频临破产的学校来说,这是一笔救命钱。于是,这所学校积极到中国参加教育展,大肆招生。随着中国学生的来临,学校财政马上走出了困顿。

离这所学校100多公里外的地方,还有一所更小的寄宿学校,本来决定关门,但看到滚滚而来的中国和其他国际学生,就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要继续办下去。如今,这所121位学生的学校,只有22位美国学生,剩下的是以中国学生为主力的外国学生。美国人一年的学费和食宿1.5万美元,国际学生则为2.5万美元。但比起前面那个圣玛丽来,几乎便宜一半。我在大学班上碰那位适应不了的学生,其所就读的寄宿高中也大同小异:设在穷乡僻壤,刚进去时中国学生占20%,毕业时中国学生则超过80%。

如今,即使在相当好、相当昂贵的美国寄宿学校,中国学生比例超过20%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且看趋势还会大幅度上涨。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外国学生,就大有反客为主的架势,势必影响教学质量。以圣玛丽为例,美国的家长抱怨,上美国史的AP高级课程,班上只有三个美国孩子,剩下12个都是外国人。大多数学生英语不是母语,教学质量还怎么保障?要知道,AP高级课程其实是高中开设的大学入门级课程,学生修完后考试达到一定标准,在大部分大学都会免修相应的基础课、并获得学分。而美国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比较熟悉,美国史的AP课程起点甚高,外国学生则往往最为头疼。当外国学生是美国学生的三倍时,这样的课肯定要打折扣。甚至圣玛丽的中国学生都在抱怨:中国同学实在太多,都没有机会练英语了。

我们曾经碰到一位在相当不错的寄宿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为上这个学,家长可谓一掷千金。学校按说也挺负责,不容许任何学生和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当同屋,要大家到饭厅共同进餐交流。但是,中国学生还是马上就一起扎堆。他们经常不去餐厅吃饭,宁愿把父母预付的饭钱浪费,打电话到中餐馆要外卖。她说美国学生都是种族歧视,大家老死不相往来;日本学生太呆,老师让跑一千米,日本人明明跑不动也要完成,不象中国人那么通情达理;墨西哥学生则太闹,每晚一起唱歌……还是中国学生舒服,所以最后还是中国人自己相处。我还有位也是从挺好的寄宿学校出来的学生,说那些中国学生不仅自己扎堆,而且马上复制了一个小小的中国社会。大家攀比消费。你不入流,就会受到排斥……

这真可谓是“中国式的留学”。这样的经验,会让十几岁的孩子们在教育上先声夺人吗?恰恰相反,如此的寄宿教育,往往可能毁掉孩子的一生。

薛涌留美预科的由来

薛涌、庄玮夫妇于1989年从《新概念》第二册第一课的程度开始准备留美,埋头苦读英文四五年。1993年庄玮进入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课程。薛涌在1991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传媒系的全奖,但因为国家政策无法成行,1995年进入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课程,1997年升入耶鲁历史系博士课程,后顺利毕业在美任教。 Read more

《跟着薛涌留学去》:到美国读英语班的陷阱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多是自己考出来的,兜里分文没有,全靠学校给的奖学金,读的主要是研究院,本科生凤毛麟角。你的语言达不到一定标准,美国的大学也不可能往你身上投资。虽然我们也有语言障碍,但这种严格的筛选过程保证了大多数学生能够自己克服语言障碍,并且有令人满意的学术表现。现在的本科留学生,多是父母埋单,去当美国大学的摇钱树。一些学生英语程度不达标也被“有条件录取”。

所谓“有条件录取”,就是学校表示愿意接受,但该学生必须先上英语补习班,通过相应的考试,达到学校基本的要求后才能入学成为新生。随着高等教育在美国的普及,“有条件录取”越来越流行。现在几乎谁都能上大学,各大学抢生源的竞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些明明不合格的学生,被大学“有条件录取”,即上一系列补习课,达到标准后正式入学。这类学生不少出于弱势阶层,拿着政府的奖学金,身上大有油水可赚,学校的服务也无微不至。我教书时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刚开学,班上某位同学就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一看,上面有教务处的信,学校有关规定,医生证明等等文件,说该生阅读理解困难,构成病理性障碍,有权要求任课教授为之延长考试时间等等。不仅如此,学校还经常要雇一位随从,跟着这位学生上完整个学期的课,帮助记笔记。当然,这些服务,往往是纳税人埋单,费用极高。看看这些,你就大概明白美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为什么会搞到破产的地步。

除非是在美国读了一段中小学的非法或合法移民的后代,外国人当然很难享受这些福利。不过,“有条件录取”的模式也被用来覆盖国际学生。作为摇钱树的中国学生英语不合格,人家让你来先上补习班,正好能从你这棵摇钱树上多摇下些钱来。中国那些守着不成器的孩子的家长,整天担心的就是孩子出不去。“有条件录取”至少实现了留美宏愿,送了一口气。另外觉得到了美国,有了“语言环境”,英语自然就学会了。

结果怎么样呢?《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些来到Delaware大学的学生,本来期待上几个月的英语补习课程后入学,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补习班里花一年多的时间。5%的中国学生在补习班里不及格,难以成为新生。有些学生难以经受挫折的打击,干脆就回国了,甚至还抱怨英语补习班除了赚钱外不干别的事情。

究竟是这些英语班只顾赚钱不好好教书,还是中国学生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当然每个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但依照个人经验,我更倾向于相信后者。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留美的语言准备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跑到美国花将近三千美元的学费上八周英语班,在搭上生活费,基本是白白烧钱。之所以仍然有许多人这么干,无非是因为对“语言环境”的迷信。在这方面,我自己不仅是学英语出国的“过来人”,而且在美国读书、教书,英语班、日语班都上过,也一直在指导和咨询美国学生掌握亚洲的语言(中文、日文)。不管是从学生的角度还是从教师的角度,都有不少切身体会。

“语言环境”之说,在我们那个时代还算靠谱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就没有几个外国人。在长安街或使馆区看到几个“老外”,大家如同看珍禽异兽那么好奇。除了许国璋等等几本枯燥的教材外,几乎没有英文读物,英文音像资料就更少,很多人根本没有用过耳机。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前辈,就是这么身无分文地出国,现在大多相当成功,很少听说他们抱怨过语言障碍。现在美国人在中国满街都是;英语的读物、广播电视也不难接触;美国的许多媒体,上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阅读;甚至许多设施(如马桶、传呼机等)的说明都是英文的。更不用说无所不在的英语班了。放着这么好的环境,又以出国为目标,居然英语还达不到标准。这样的学生,大多是“朽木不可雕也”。他们到了美国也许更学不会英语。

为什么这么说?在国内的英语班里,你能碰到不少经济状况不太好、出不起国、却非常上进聪明的学生。这些人学习自觉,经常彼此之间相约说英语,反而能创造个英语小环境。不成器的公子哥儿们到了美国,没有爸爸妈妈保姆的伺候,语言不通,对陌生环境恐惧,觉得谁都对自己不友好,最终就会找其他说中文的公子哥儿扎堆,整天说着中文消磨时光。全球化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刀,可以帮助你在国内创造英语环境,也可以为你在美国创造中文环境,甚至买东西都不用讲英语,去中国店就行了。其实,美国学生学习亚洲语言也有同样的问题:跑到中国或日本,本想靠“语言环境”的助推掌握那门语言,结果去了还是几个美国人凑在一起说英文,反而是在美国上暑期班的,大家相约不讲英文,自己创造了个语言环境出来。所以,对于我的美国学生,我一向建议:中文或日文没有达到三年级的水平,最好别去中国或日本上语言班。

美国的大学为外国学生开设英语班,当然是要收费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咬定人家一味赚钱。我这几年给来波士顿读语言班的几位年纪大一些的中国人提供咨询,指出了英语班的问题:英语班最多仅有社交的意义。从学英语的角度看,几乎帮不了太多忙。试想,班里的同学,全是英语不行而需要补习的。中国人又特别多。一不留神大家就讲起中文来。即使讲英文,也是五花八门、错误百出。这怎么能学好?至于老师的授课,网上或其他音像资料中恐怕能找到更好的。我自己刚进耶鲁读书时也被学校要求上英语班。那是学校支付费用,教师多是耶鲁语言系或英文系的博士或博士生,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我学了一段还是决定退出。因为通过正常的课程学习更有效。

我经常把留学的语言关比喻为买房子的“首付”。美国房市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最终把全球拖入大衰退。万恶之源就在于房贷过于宽松,买房子不缴首付就拿到贷款,这种人往往是信誉最差的购房者。是他们违约而让大家跟着吃苦。在如今这个时代,家长含辛茹苦地积攒下来一大笔钱供孩子出国,这远远已经超出了家长的责任。那么,孩子要对得起父母的劳动,至少要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即在国内把英语提高到能应付美国学业的程度。也就是说,孩子把自己的心血投进来作为留学的“首付”。如果这点事情都不做,你指望他留美后突然就有出息了,那就象你指望仅五万收入的人不缴首付就买了百万豪宅而且会按期支付房贷一样,最终尝到的多半是苦果。

【薛涌专栏】“先出去再说”的两代人

“先出去再说”的两代人

薛涌

出国潮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汹涌澎湃。三十多年,至少历经两代人,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中国人的经济实力也是沧海桑田。但是,许多中国人对待留学的态度,依然是一样地急不可待。

 

我开办“薛涌留美预科”,是想作为留学的“过来人”,为下一代传授一些经验。我曾一再劝说:留学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和语言上的挑战,是智力、精神上大幅跳跃。完成这艰难的一跳,必须有强劲的助跑。这一助跑,就是长期的强化英语训练。因此,我曾建议一些准备不足的学生推迟行期,至少把语言准备好再说。但是,学生和家长们普遍不情愿。大家的一句口头禅是:“先出去再说”。

 

我的一位朋友,在办起名为“美国厚仁教育”的留学服务机构。他开始计划办所谓2+2课程,为一些功课不好、准备不充分的孩子进行过渡。他的理念是,许多孩子的程度读不了四年制的大学,读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比较合适。如果这两年表现好,就带着学分跳到四年制大学再读两年。这样2+2,照样拿本科学位。我当时笑他不要抱太高希望,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已经把留学当消费,一心要买名牌,谁看得起社区大学?结果被我不幸言中,家长和学生们觉得社区学院“档次太低”。

 

但是,这头儿的市场不给力,另一头儿的市场却火起来。如今他经营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美国学校紧急开除服务”。到他网站上一看求助信,真算开眼了:“我因旷课太多被语言课程开除了,怎么作才能使学校改变决定?”“我的平均成绩只有1.5(最高4),但招生处说我还可以回去,今天却收到被拒绝的信。”“被学校开除后,还有机会重新申请美国大学吗?”“这学期拿了两个C, 学生顾问告诉我将被要求退学。”。。。。。。

 

“先出去再说”。“再说”什么?上述求助信大概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线索。看着朋友的生意火起来,却为这些学生和其家长而悲哀。这位朋友也叹口气说:早听我劝告,上社区学院,从较低的程度踏踏实实往上奋斗就好了。但大家就看牌子。谁说也不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不过,冷静想想,“先出去再说”这话似曾相识,显然不是当今这代年轻人发明的。八十年代我们读大学时,“先出去再说”几乎成了口号。只是背景和内容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比起现在来,可谓赤贫状态。特别是许多人刚刚经过文革,惊魂未定,一有机会就急不可待地出国。教授宁愿放弃大学教职,跑到纽约的中餐馆刷盘子。这不叫沦落,而是一种成功。毕竟人家“出去了”。另外,美国使馆对中国人也是如临大敌,生怕你有“移民倾向”,拿不到全奖的,能签出去真算是天大本事。当然要“先出去再说”了。

 

更重要的是,那代人把自己摆得很低,什么都肯干,不介意从最底层奋斗。特别是老知青们,兜里揣着五美元,一句英语不会说,但意志如铁:上山下乡的磨难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大家说去美国就是“洋插队”。恰恰是这群人里,涌现出许多成功人士。

 

如今的“先出去再说”一派,则完全不同。首先,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高产们有资源送孩子们留美,上百万人民币眼也不眨地就拿出来。这让那些被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人都看傻了。美国的许多大学在经济危机中苟延残喘,靠来自中国的学费维持,故而对中国学生殷勤备至。多么扬眉吐气呀!第二,这些中国孩子,往往还没上学就开始了“幼儿英语”课程,以后更是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地上个没完。和修理地球出身的老留学生们相比,应该说是受了职业训练了。第三,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孩子一切都是家长埋单。不用打工,也不用为拿不到奖学金发愁。他们的“先出去再说”,不是为贫困所逼,而是觉得留学就象买个新款iPhone一样:要紧的是一大早就去苹果店门口排队等着发卖,千万别落后,多少钱根本不是问题,找爸爸妈妈要就行。你让他们等,怎么可能?

 

我年过半百,在年龄上显然是上一代人;但阴差阳错,九十年代才出国留学,夹在八十年代和本世纪这两代留学生之间。也许我不具备兜里揣着五美元“先出去再说”的勇气吧,在快到三十、等留学“末班车”的时候,居然沉下心来又花了四五年时间埋头准备英文。后来发现,许多比我聪明、学术和语言基础也好得多的朋友,因为“先出去再说”的战略,日后的路走得远不如我顺利。不过,这些人不管怎么不顺利,最终还是事业有成。毕竟,他们的“先出去再说”,带有着背水一战的勇气

 

如今“先出去再说”这代人,则丧失了老一代那种“谁有我们中国人能吃苦”的气概,没有那种宁肯在餐馆里刷盘子、从最底层向上奋斗的心态。甚至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家长安排的,花的也是家长的钱,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负责。在他们看来,朋友的手机升级了,自己的也要升。来美后先逛名牌店,几乎成了中国留学生的集体行为模式。在他们眼里,读书也如同购物,只要动手早、肯花钱,一切都能搞定。所以,老一代“先出去再说”的留学生,即使吃尽了准备不足的亏,但最后至少“混出个模样”。这新一代,大多数也许会是一事无成。

 

孩子们,能醒醒吗?

 

 

《跟着薛涌留学去》:中国学生为什么在美国扎堆

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却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美国经验”变成了“在美国的中国经验”。造成这样不幸结果的,固然是有些美国大学见钱眼开、盲目扩招中国学生的政策,但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学生本身。毕竟他们来到了美国,有着许多在国内不可想象的机会。美国即使是很基层的大学,质量也都是相当靠谱儿的。求学无门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再拿Delaware大学为例。美国的州立大学,一般质量都还是相当过硬的。Delaware谈不上名校,但还是属于比较入流的大学。该校的英语中心主任指出,一些中国学生,支付了住校的费用(即宿舍的房租和饭费),却同时在校外租房子住,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他们很少参与学校的志愿者活动。他们频繁地转换课程,目的是和其他中国学生呆在一起……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未来“垮掉的一代”,也看到了当今中国教育的彻底失败。谁能缴了钱却不住校、在校外另租一套房子?你很少听说美国百万富翁的子弟作这种事。这更象是第三世界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富得留油的阿拉伯王子们的气派。在美国,寄宿制度是精英教育的核心。常青藤一致严格要求低年级学生寄宿,就是要鼓励学生自己形成一个小社会,自我管理,培养社会技能、领袖才干,建构人际网络,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围绕着寄宿制的一系列活动,有时比课堂教育还重要,是美国大学教育的精髓,也构成了学生们未来事业的基础。所以,本来很平民化的大学,现在也在大兴土木模仿这种往日的“贵族”制度。Delaware大学有寄宿制度,恰恰说明这种学生很有“档次”。中国学生的这种作法,用夸张点的比方,就仿佛是重金买了个名牌表,然后把里面的表给扔掉,把印有牌子的包装盒留下来珍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想想也不难理解。这些孩子从小一切都是被家长安排的,接受了一辈子的应试教育。进了美国的大学,突如其来地获得了自由:大多数事情没有替你安排,要自己作决定。不仅如此,还必须在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作这些决定。这种计划人生的能力,恰恰是中国的教育一直回避的。所以,面对这么大的转折,这些中国学生不知所措,甚至被吓坏了。住在和美国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宿舍里,一日三餐领教自己不习惯的食物,找不到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爸爸妈妈,这对他们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仿佛落难了一样。你可以想象,在一条遇难的船上,只有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在惊吓之中会怎么办?他们会互相之间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些找不到北的中国学生,所能作的就是去找其他中国学生。都惶惑不堪或被吓坏了了的人凑在一起,至少互相还能壮壮胆子。

那些自以为得计地为孩子安排着美好未来的家长,大多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寄宿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过去的大学宿舍,目的不过是便于上面的管理。当志愿者,不过是上面派下来的“学雷锋做好事”,能逃一次就占一次便宜。殊不知,美国孩子从小当志愿者,为了是培养“社会责任”。这是领袖才能的核心。没有社会责任还怎么成为精英?

《跟着薛涌留学去》:留美真接受了美国教育吗?

留美,顾名思义是为了接受美国的教育。但是,这样最大的一个讽刺是,留美潮失控时会让留美的经验变成在美国接受中国的教育。

如果从教育的目标出发,目前美国大学招收外国学生是增加校园的多元化,让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为日后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做好准备。但是,在财政压力下为了赚学费盲目扩招中国学生的学校,有许多是在教育上乏善可陈的学校,甚至严重缺乏应付国际学生的经验。中国学生在这样的学校突然多得不成比例,就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瓦解了中国学生的“美国经验”。

我的一位朋友在大学负责中国招生。他明确地建议校方:注意控制中国学生的人数。为什么?他举例说:某校有一门课,30个学生中有29个中国人。这样的大学还能维持声誉和质量吗?上大学对美国人而言,不仅仅是听教授讲课,更重要的是和同学们互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形成多元的人际网络。这是日后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今日的网络时代,网上视频有得是明星教授的课程,网上大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大家花那么多钱来到校园干什么?一大原因是追求和同龄人一同成长的经验。如果30人的课有29个中国人、1个美国人,那么这个美国人是否还不如到中国留学?

《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大致证实了这一点。某校一门课开始时是35个学生选修,其中17位来自中国。上了几周后,其他的非中国学生除了三位外全部退出,这门课基本成了中国学生的课堂。美国学生跑掉的原因,据说是嫌课堂太安静。美国学生习惯课堂讨论,中国学生习惯死记硬背。大家彼此不适应。其实恐怕还有另外的原因。当中国学生占了主流、而且这些学生没有经过录取办公室的严格筛选、英语程度不过关时,教授就不能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语言来讲课。特别是对于缺乏和外国学生打交道的教授就更难了。一位金融和经济学教授抱怨:“一个学生不懂ascending的意思,这让我怎么办?他把问题搞错了。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没有理解书中的内容,还是有语言障碍。”

教授不知所措,甚至不得不用过分简单的语言讲课、放慢速度,美国学生自然不耐烦。退课也就成了常例。招收中国学生表面上是要多元化,实际的结果是单一化,变相让中国学生在美国聚在一起,请一位美国教授讲课。这和在北京或上海的大学里请位外教来讲课有什么区别呢?留美还有意义吗?

大学的全球化,不可一蹴而就。面对中国的崛起,哈佛、耶鲁等精英大学,从九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比如增加与中国相关的教职,招收中国学生等等。这些学校开始时每年就从中国招收一两名或几名本科生,渐渐增加。十几年逐渐积累的经验,使这些学校更有能力“消化”日益扩大的中国学生群体。如今质量靠谱儿的美国大学不下数百家。如果认真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中国学生的挑战。特别是在纽约、波士顿、加州的一些大学,所在地区本来就相当全球化,各种人才很多,适应变化的能力强。但是,一些偏远地区不知名的大学,在财政压力下突然扩招中国学生,最后就可能产生自己对付了不的后果。

《纽约时报》的报道,以Delaware大学作为一个核心案例,该校的中国学生从2007年的8位突然跃进到如今517位。我拿这则报道给前面提到的那位负责中国招生的大学官员看。他很形象地启发我:“你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和Delaware的关系是什么?你大部分信用卡账单都是从那里寄来的。那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税低,所以信用卡公司全跑到那里建办公室。副总统拜登也是来自那里呀。”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曾经看到的晚间喜剧:一位笑星扮演拜登搞笑:“我来自Delaware,那里简直是个地狱,是世界最糟糕的地方。那里的人什么世面都没有见过,没有任何野心和希望……”原来,拜登2008年竞选总统时,为了强调自己理解民间疾苦,特别强调自己是代表美国最为荒僻穷困地区的参议员,没想到给晚间喜剧找到了口实。

所有这些,当然都充满了偏见。事实上,Delaware人口密集,工程师很多,人均收入也不低,而且靠近华盛顿。Delaware大学也是相当出色的大学。不过,这个小州在首都的影子下,确实在文化默默无闻。提起美国的高等教育,你很少会想到Delaware。这个大学和地区是否能够很好地应付中国学生群体的急剧扩张,很让人怀疑。如果大量中国学生出国是通过中介服务,那些提供“保证录取”的服务公司自然更喜欢和一些突然在财政压力下急需扩招中国学生的学校合作。《纽约时报》报道,某大学的教务长委托一中介公司,到中国招收250个中国学生,并明确地告诉中介公司,学校财政困难,需要这些中国学生来填补财政漏洞。不幸的现实是,这类的学校,往往没有经验和能力为中国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也不会把中国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

《跟着薛涌留学去》:从一考定终身到一校定终身

中国的留美大潮虽然汹涌,但有条件留美的家庭还是少数。另外还有许多家庭,虽然能供孩子留美,但经济上非常吃力。不讨价还价、照标价支付学费的风气,使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更难拿到奖学金,留学费用无意中被抬高。至于通过转换学校来降低费用的战略,在美国家庭中越来越通行,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则一无所知。

我在《培养精英》中有一节《美国的校漂族》,介绍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的美国学生,可以换三四个学校最终拿到学士学位。最近我和班上的美国学生聊起学贷问题,一位女生愁眉苦脸地说:按照她的计算,她毕业时学贷要高达十万以上,虽然学校给了她不少奖学金。我非常吃惊。因为如果刨去奖学金的话,她在我们学校四年下来满打满算也不该花十万以上。她无奈地告诉我,她是从一个更贵的学校转过来的。此时另外一个女生加入了讨论:她欠的学贷仅一万多。因为她也是从外校转来的,只是她先读的是更便宜的学校:一所社区学院。

两位女生,都是来自精打细算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因为经济的考虑而转学,最后毕业也都拿一个学校的学位,但是花费差得天上地下。这全在于以开始的战略设计。第一位女孩儿,希望进更有名的学校,并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学费。但是,读到半途,被积累的学贷吓傻了,最终决定低就一点,到了我们学校。这是从贵学校进,从便宜学校出。第二位女孩儿,考虑则周到得多,决定从便宜学校往贵学校读。她先上了社区学院。读了两年转到我们学校,学分也转了过来。最后从我们这所在当地还小有声誉的私立学校拿到文凭,但前两年支付的学费则微乎其微。

美国有28%的私立学校,学杂费超过36000美元。象我所在的学校,也要将近三万。但44%的美国本科生,就读于学杂费9000美元以下的学校。这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在本州读州立大学,享受着优惠。同样的学校招收外国学生,学费会翻两三倍。最低端的,就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学杂费还不足3000美元。我们不妨算一笔账:进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四年下来仅学杂费就十五万美元。但如果你先上两年社区学院,不过支付6000美元,再转入本州的州立大学读一年,学费9000,最后一年进入同样那所有名的私立大学,学费36000。这样,即使你不拿一分钱的奖学金,同样的文凭,四年学费不过51000美元,是那所大学四年学费的三分之一。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最佳设计。要作到这一点,你必须功课好,乃至每次转学高端的学校都愿意接受。另外,有些高端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品牌或市场份额,对低端大学转来的学分打折扣地接受,或者要求学生在本校修满一定的学分才能拿到文凭。但是,转学生已经成为越来越大的市场。如果高端学校在这方面要求太苛刻,许多转学生就投奔了其他学校。更不用说,美国高等教育的伦理,是鼓励学生上进,特别是从底层向上奋斗。所以,有些名校还专门设有针对社区学院的优秀学生的奖学金,鼓励他们跳到自己的学校来。最成功的例子,有从社区学院起步,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这种由低向高走的学生,我在课堂中接触过一些。他们的表现总体上比其他学生还好一些。也许,这是因为随时准备往高端学校跳的战略,给了他们奋斗的紧迫感,让他们更用功。

中国留学生身份不同。不可能上州立大学仅缴9000美元的学费。不过,在供中国学生选择的学校中,价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家长望子成龙,希望一劳永逸地给孩子安排一个好学校。这可以理解,但也容易让孩子丧失继续奋斗的动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生活很顺利,一切都被家长安排惯了,出门在外家长鞭长莫及,虚度年华的可能性很大。让孩子在偏远、贫穷地区的便宜大学起步,再靠自己的表现一步步往好学校升,这给家庭省钱不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教育手段。

致同学家长的一封信

各位同学、家长:

承蒙大家的信任,“薛涌留美预科”的学员已经初具规模。经过一段试行教学,我们也获得了宝贵的教学经验。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为了更进一步地优化我们的教育过程,这里需要阐明两项核心的教育原则,希望得到同学和家长们的配合。

一,充分利用学习语言的“记忆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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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用功的中国学生为什么思想懒惰?

读书和锻炼身体一样。懒人久不运动,不仅体能衰退,脂肪和体重都会增加,要运动也确实更费劲儿些。运动越费劲儿,自然就越不想运动。越是不动,体能就越衰竭,脂肪体重就更会增加,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超用功的中国学生为什么思想懒惰?

脑子习惯于懒惰不动,也会有类似的后果,越不动就越不想动。久而久之,以后想动脑子,也力不从心了。如今网络发达,网络帮助勤奋的人,也帮助懒人。英文网络中,有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和名著,想学习太容易了。常青藤的课程,都可以通过网上学。从学知识的角度,现在其实什么学校都不上也没关系。网上的名师比哪里都多。问题是:有几个人肯学?有几个这么勤奋?

另一方面,网络也帮助懒人。我在“薛涌留美预科”的教学中,居然发现不止一个学生在翻译时抄袭。我又不打分,抄什么?这不是连自己都骗吗?这些抄袭的便利,就是网上来的。即使不抄袭的人,也会贪图网上的“便利”。前几天,有个学生把简化等式中的reducing翻译成减轻体重,还问我体重怎么减轻。一点脑子都不动。因为他顺手查网上词霸,上面把那个词翻译成减轻体重。其实那个词有十几条意思。这类错误,对有些学生几乎是家常便饭。明明翻译出来的东西不通,就是不肯动脑子想一想,不肯查字典研究一下。他们搞不懂的,大部分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脑子稍微拐弯一下就明白。

面对这种局面,我只好拒绝修改。直接把错误用红字划出来,让学生自己改好。结果,大部分情况都是学生自己能处理的。那么为什么不事先认真一些呢?懒比笨可怕一百倍。中国式的教育,逼得学生比谁都用功,用功就是向老师交账!结果是造就了思想的懒惰。

《参与孩子的成长》:在美国的拼爹实例

在前一篇博文我讨论了在美国读书时拼爹的奥秘,并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学生和美国同学去“拼爹”。其实,“拼爹”的战略,在我们自己的家教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以下就是一个实例。

《参与孩子的成长》:在美国的拼爹实例

鼓励孩子作项目

我观察女儿从小所受的教育,再与自己小时候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相比较,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孩子多是作项目长大的,中国的孩子是在课程教学中长大的。这种归纳,当然非常简单化。美国的孩子一直也有课程教育和课程要求。中国的孩子也并非不作项目。不过,双方在这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作,比如用积木搭个建筑,手绘一本带有叙事情节的图画书,上小学后就有各种调查研究。到了大学阶段,一些精英的小型文理学院夸口:我们虽然没有常青藤那么多研究设施和明星教授,但因为规模小,学生可以有两三年的时间参加教授的研究团队,一起作项目,进而完全可以和常青藤竞争。这么说当然要老王卖瓜之嫌。但是,人家选择这么“吹牛”,也多少说明了美国人在教育上的“价值观念”:亲身作项目、从干中学,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这样的差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在美国博士课程的资格考试中,一些教授喜欢对学生说:我们关心的是你知道什么,而不是你不知道什么。博士课程当然不是早教。不过这也大体说出了以作项目为核心的教育哲学。人对世界的贡献,其实就在于自己最终完成了什么“项目”:是写了本书,是发明了一个游戏,是创建了一个公司,或是设计了一栋建筑…… 教育的使命,也就是从小教你怎么作项目。在作项目的过程中,如果你感到必须去学某种知识,那么就更有动机和兴趣。另外,只有当你把学到的东西真正运用于各种项目中,才能证明自己真学会了。中国那种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哲学正好相反:核心要考察的是你不懂什么,而不是你懂什么。考试就是要测一下你对课程要求的哪些东西还不知道。课程中没有的东西,你想出来也没用,因为那是不考的。这样的哲学,当然就不鼓励创造了。另外,项目多可以回家去作,你有机会向许多人求教,和其他人合作。这是生活中很自然的过程。这就鼓励和培养了人际的互动。课程中心则要以考试检测一切,而考试是全封闭的,交头接耳属于作弊,鼓励的是一种自我隔绝的学习过程。

记得我不久前去医院作肠镜检查,主持的是当地一位知名专家。在开始前,他来到我的病床前自我介绍,并讲解检查的程序和意义。当他听说我是个中国人时,马上说他高中的儿子正忙着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甚至能讲起有关《人民日报》等等许多历史细节。我惊叹他对中国的知识,他笑着说:“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儿子当研究助理。不过,现在发现这工作其实很有意思。”这么说着说着,我的全身麻醉生效,人昏睡过去了。

记得刚来美国时听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开玩笑,说医生和医生结婚生不出孩子来,因为两人都太忙,没有见面的机会。此话当然夸张,但美国的医生,特别是名医,确实一向行色匆匆,似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位名医,却在儿子的项目中倾注全力,乃至几周间变身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可见在孩子学校中的项目,不仅是孩子学业中的大事,甚至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乃至这么忙的家长,也要全身心地投入。

也正是如此,你会看到一些申请常青藤的高中生“吓人”的履历。他们最骄人的地方不是什么考试成绩,而是在某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或者进入了由某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当然,对此也有许多批评。有人指出,在许多科技大赛中,参赛的青少年所拿出来的项目复杂成熟得出奇,一看其家庭背景,发现身后原来是高科技出身的父母。这在美国人看来,会带来教育的不公平,使那些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学生占据了过大的优势。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欺骗:搞父母帮助搞出来的项目怎么能是自己的项目?这和考试偷看、作弊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既然家长是高科技精英,那么让孩子把这样的精英纳入自己的团队一起研究创新,岂不是更好的训练?学校教师在科技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父母的水准。父母们越卷入孩子的项目,对孩子就越好。事实上,女儿学校里分派下来的有些项目,还特别要求家长的参与。所鼓励的,就是这种团队研究的习惯。

我在大学教历史,也利用自己的专业帮助女儿作项目,对此颇有些直接经验。女儿学习罗马史时,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在班上作一个读书报告。这就出现了许多我们中国的历史课堂上很少出现的现象。比如,有位学生的报告是罗马人的食物。她不仅进行了许多研究,细致讲解了罗马人准备食物的程序,而且确实做了许多罗马食物供同学们品尝。另有位女孩儿报告罗马人的服装,也穿上了自己缝制的罗马衣袍。男孩子们则喜欢罗马的军事。有的制造了罗马的武器,战船模型,还有一位制造了罗马军队攻城用的掷石机,用一个棒球当石头,在班上演示那机器如何把“石头”扔出去…… 所有这一切,离开家长的合作都很难实现。不过,孩子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把项目全作出来了。无论是自己还是同学,都对罗马社会有了相当立体的了解。想想我们当年高考也不是没有背过罗马史的内容。但如果有人问我罗马的食品是什么,我是一头雾水。我这个“高考尖子”是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女儿的读书报告,则更“传统”一些。她要讲布匿战争。这是崛起于北非的迦太基和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决定性的争霸战,总共打了三次,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其中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扫荡意大利、几乎灭掉了罗马共和国、最后又被西庇阿在家门口击败而最为惊心动魄。其实,关于布匿战争,课本上就提了几句。女儿选这个题目时,老师还没有讲。但女儿阅读后马上问:“为什么人们谈起罗马史来总要说凯撒、奥古斯都?如果布匿战争打不赢的话,就无所谓日后的罗马帝国了。历史将会完全不一样。”对此,我相当首肯,并告诉她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有意义的题目,而这个题目的意义相当深远,值得她努力去钻研。

女儿马上开始了初期研究,查阅各种百科全书。我马上提醒她,这类工具书虽然很方便,但过于常规。如果你的研究只是抄工具书的话,就难有新意。于是我给她介绍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厚厚的《布匿战争》,以及从《剑桥古代罗马史》中下载的有关军事的章节。我惊异地发现,剑桥史这种学术性著作,有的章节她虽然还读不下来,有些则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女儿一钻研起来,就废寝忘食,一下子被淹没在资料的汪洋大海里。我先让她自己这么折腾一下,有些亲身体验,然后及时提醒她:不管你多么用功,材料实在太多,在课上讲的时间也有限,你必须学会怎么收缩覆盖领域。与其平铺直叙地讲布匿战争,不如聚焦于其中的亮点。孩子们恐怕没有耐心听你从头到尾地唠叨每个历史细节。但是,如果你先突出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大家就会有兴趣听你挖掘其背后的意义。在我的启发下,她把目光集中在汉尼拔和最终击败他的罗马将军西皮阿身上。最后,她进一步锁定了两人的最后一战的阵法上,反复琢磨两军当时是怎么调度,是什么决定了胜负。

在读书报告的时候,女儿面对全班讲出了一个清晰的故事:让罗马人闻风丧胆的汉尼拔,是被自己最好的学生所击败的。此人就是西皮阿。他还是青少年时,就随父与汉尼拔交战。第一次是父亲指挥的罗马军队被汉尼拔伏击而打败,父亲受了重伤。此时还是孩子的西皮阿,竟顶着溃败的罗马军队冲上前去救父,使得其父亲的保镖羞耻难当,也都跟着他去营救首领。父亲因此逃过一难。后来罗马军几次败在汉尼拔手下,西皮阿都在场。他甚至有一次反对父亲的战术,但因为年轻缺乏权威而未被接受。接着,女儿在黑板上画起最后一战双方的阵图,以图解的方式叙述整个战役的过程,并和汉尼拔几次经典胜仗的战阵运作相比较,证明西皮阿最后一战完全运用的是从汉尼拔那里学到的战术,而汉尼拔关键时刻犯了几个大错误…… 历史的分水岭,就是这么形成的。

她的报告远远已经超时。但孩子们听得入迷,老师也没有叫停,并说自己教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意识到西皮阿赢了汉尼拔,原来是靠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招数。学年结束时,女儿被选为本年级的两个优等生之一,负责来年给下一班的学生讲一节历史课。

在女儿准备的全过程中,我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和她讨论相关的问题,对她提问,间接地塑造她的学习和研究习惯。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她能否记住了汉尼拔、西皮阿等一串历史人物的名字和事实,而是她是否能从庞杂的史实中理出头绪、形成观点,并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分析力的基本训练。这就象一个律师能够从庞杂的证据中发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把案情分析清楚一样,将来无论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都属于一种基本的高端技能。照本宣科地讲历史,总难免流于死记硬背。通过自己作研究项目在干中学,最终所获得的,就是这样的分析能力。

家长和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能作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以为是地告诉孩子历史的发展。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当你每次告诉孩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剥夺了她一次自己去发现的机会。” 读历史,最坏的入门书也许就是头头是道地铺陈现成知识的课本。女儿选择的题目,完全超出了历史课本。她的老师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我虽然跟着她读了不少有关的材料,但面对庞杂的史实并无清晰的头绪。所谓西皮阿以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战术击败了汉尼拔之说,是否获得权威历史学家的承认,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对这样的历史细节,我很怀疑史学界会有什么定论。但重要的是,她自己通过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并且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典型的历史学训练,也是良好的思想训练。

薛涌留美预科:帮中国孩子和美国人拼爹

美国的文科为什么难?
薛涌

如今中国的留美学生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读寄宿高中的随处可见。逢年过节,是这些孩子最为失落的时期。许多学校节日期间关闭,宿舍不能住,想回国时间太匆忙,留在美国又没地方去。厚仁教育针对这一问题,在感恩节期间组织了一个高中提高营。我曾向主办者建议,感恩节是放假,提高营不应该是个读书的集中营,应该让孩子们聚在一起放松,交流一下在美国读书的酸甜苦辣,探讨未来的前景和人生战略。我们这些为人师长的,也不妨多和孩子们谈心。这样的机会,那些分散在各个寄宿学校赶功课的孩子们平时反而没有。 Read more

非小说阅读的意义

非小说阅读的意义

薛涌

【孩子们的阅读范围过于片面,如果饮食中的偏食一样,长久下去会有很坏的教育后果。美国中小学的阅读,过于偏重文学,影响了孩子的全面发展。怎么从十二、三岁时开始纠偏,引入非小说阅读,是英语教育的重大挑战】

非小说阅读,是基础教育中最被忽视、也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我曾根据自己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经验,批评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语文和文学不分”,或者说语文课过分文学化。语文课本里小说散文过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材料太少。高考作文常常是文学性的写作,但大学毕业生对于法律、商务文书这样的实际写作技能则摸不着头脑。其实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如今女儿在美国快读完初中。检视她学校中的英语课程,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基本是一色的文学作品,如《奥德赛》、《李尔王》、《简爱》、甚至《罪与罚》,找不到非小说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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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应试教育的历史关头

薛涌

中国的教育,正面临着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历史关头。被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应试教育”,将有可能被突破。

“应试教育”之成立,在于有那么一根神威无限的“高考指挥棒”。年轻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全被押在那么几天的高考上。于是,整个义务教育体系都围绕着这根“高考指挥棒”转,害得风华正茂的学子没完没了地重复做题、背书,直到心智麻木。如今,在“高考指挥棒”之外,又出现一根“留学指挥棒”。两根指挥棒,比起一根指挥棒来,等于给学生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人们有了选择,才有自由。有了自由,才会有独创性、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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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专栏《参与孩子的成长》:点燃内心的火焰

《参与孩子的成长》:点燃内心的火焰

薛涌

教育,特别是早教,有两个基本面向。一个叫作“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焰”,即培养孩子的信心、对世界的好奇,进而刺激其对学习的兴趣,使之在一生的奋斗中有更大的主动性。这就是所谓“以孩子为中心”的启发式教育。另一个则叫做“给内心的火焰加柴”。孩子为了兴趣主动读书当然好。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注意力时段很短,不愿意经受漫长、枯燥的训练,面对挫折容易灰心甚至放弃。而人类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是以一系列的挫折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为基本条件的。孩子内心的火焰即使点燃了,烧一会儿往往也会灭掉。只有不断地加柴,那火焰才能持续地燃烧,一块粗糙的矿石才能百炼成金。所以,如何延长孩子的注意力时段,培养其耐心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也是每个家长和老师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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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的阴盛阳衰

大约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女生占据了美国大学生的大多数。自此以后,不管是在人数上还是学习成绩上,女生样样领先,乃至造成了美国大学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目前,男生仅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42%。“男生荒”已经成了许多大学面临的危机。

以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成见,男孩子淘气、发育迟、懂事晚、学习落后于女生。但是进了高中后,就会急起直追,功课超出女生。可是,比较美国各级学校的性别比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曲线:在教育的阶梯上,越往上走,女生越占优势。

比如,以每50位女生所拥有的男同学数来计,小学时是53 位,基本反映着人口中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美国人口男女比例大致为49.1:50);但在高中时,这个数字就变成了50,男女持平;而在高中毕业生中,这个数字降到48;到了大学,这个数字是39;在大学毕业拿到学士学位的学生中,这个数字是37;在硕士学位获得者中,这个数字则跌到了31!

男生日减的现实,是由学业表现决定的。在哈佛,55%的荣誉毕业生是女生。在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有64%的毕业生是女生,她们获得了79%的最高荣誉summa cum laude。

不过,数字下面的现实非常复杂。性别比例的失调,和阶级、种族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比如,出身于人口中最富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即收入在97500美元以上)的大学生中,有52%是男生,并没有阴盛阳衰的问题。女性在高等教育上高出男性最多的,是在黑人之中。在低收入的拉美裔和白人中,女性也远比男性表现为好。

这种情况,自然反映在各个层级的大学的性别比例上。比如,一些顶尖的大学,学生大部分出身于中高产阶层,或最富裕的四分之一人口,学生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并不严重。哈佛几年前录取的学生中,52%是女生;布朗大学录取的男生,仅占新生的47%。耶鲁2005年注册的学生中,男生有2707人,女生2609人。男生多于女生将近一百人。在普林斯顿,2005-2006学年注册的学生中,男生2548人,女生2213人。男生多出女生三百多人。但在一些普通院校,则女生占据绝对优势。比如在New Paltz的纽约州立大学,Greensboro的北卡罗莱纳大学,巴尔的摩城市社区学院,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女生。

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会发生?回答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不仅涉及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还和男女先天的差异有关。

众所周知,美国女权主义在1960年代末崛起,1970年代初开始大学男女同校。虽然社会对妇女的种种歧视几十年还没有消失,但男女同校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女生就成了大学生中的多数。如今,这一优势越来越大。

保守主义者借机发难,说女权运动把社会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女孩子身上,想方设法帮助女孩子成功,忽视了男孩,使他们成为受害者。这种说法,无异于睁眼说瞎话。上个世纪末一系列调查表明,美国家庭更愿意为男孩进行教育投资,甚至有男孩的家庭比仅有女孩的家庭离婚率低,因为父母更愿意为了男孩的利益求同存异,保存家庭。男孩的社会优势处处可见。怎么可能成为受害者?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如今大学的阴盛阳衰,并不是因为男孩不行。男孩的学业,和30年前一样,没有任何下跌的迹象。问题是女生在同一时期表现得太“火”了,一下子把原地不动的男生比了下去。

因此,如下的解释也许更有说服力:在女权运动以前,女生基本上没有机会在一个教育平台上和男生竞争。1970年代以后,尽管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没有消失,女生终于可以和男生在大致对等的条件下竞争了。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先天的不同,以及女性所拥有的某种社会品质,使女性在竞争中逐渐超出。

神经心理学家Louann Brizendine的研究表明,女性大脑中叶前部皮层发达并且成熟得早。这部分组织主管自我控制。女性在这方面的优势,使她们更有耐心,更喜欢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脑岛(insula)主管直觉和同情。女性这部分组织比男性的大而且活跃,使女性对别人的感情更敏感,更有社会能力。女性大脑的前部环绕皮层也更大。此部分负责在决策时权衡各种意见,同时也是压力和情绪的中心。女人处世慎重,计划周到,同时爱焦虑,大概与此有关。这一系列发现,颇可以印证女性的社会行为。

总体而言,女性更注重感性,更喜欢三思而行,更善于社交,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也更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如今的社会,越来越依赖人际的交流和联系而运转,个人和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关系更重要。女性的社会能力,明显使她们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女性最大的优势,恐怕就是自我控制能力强。这使她们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比较审慎地计划自己的一生,并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按部就班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广泛接受别人(特别是老师、家长)的各种意见。这就使女孩子更用功听话,更注意考试成绩。《纽约时报》不久前采访大学生,不管男生女生,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女生普遍用功,男生中许多人在混日子。

比如,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一位男生说他不相信男女在工作习惯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女友总是完成所有课的阅读,他则不是。他的女友更有组织性,会提前一个星期写论文,他自己则通常临时抱佛脚。在同一个大学就读的一位女生,则终止了和她男朋友的关系。理由是此公一天要玩四个小时电子游戏,最近则保证把玩电子游戏的时间控制在每周15个小时以内。这位女生无法忍受,告诉她男友:“15个小时是我每周当实习生的时间。由此我一个月能挣1300 美元!”

这位女生还概括了女大学生们的普遍心态:她们希望有辉煌的事业,但也希望有家庭,生儿育女,要几年不工作。所以从上大学起就有一种提前赶路的紧迫感,要先建立一些优势,以后才可以有余地停下来建立家庭。

男生则没有这样的压力。许多人到了大学把时间花在社交和体育上。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一周花11个小时社交的男生比女生要多得多。男生比女生更喜欢逃课。结果,女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多得多,成绩也更好。结果呢?大学教育在收入上给女生带来了更多的红利。

当然,女性在生物构造上的优势并非显而易见。男生在SAT考试上还略占优势,在数学上优势更大些。这都说明男生在智力上的长处。女生最大的优势就是用功。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恐怕更仰仗于后天的培养。比如中高产家庭家教比较严,父母对孩子的督促比较紧,即使是男孩子也很抓紧。所以中高产家庭中,男孩上大学的比率比女孩还略高。低收入的家庭孩子常常没有人管。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天性谨慎、计划周全的女生,就远远比那些没心没肺的男生优异。更何况,男性具有传统的社会文化优势,被惯坏了,早就觉得生活中的一切好处都是自己应得的。女生则继承了女权运动的一个优良意识形态:我们生活在一个受男人欺负的社会,如果不加倍努力,就别想和男人平起平坐。所以,女孩子会更玩儿命读书。

面对这种阴盛阳衰的现实,许多大学开始采用对男生倾斜的招生政策和教育课程。比如Dickinson学院1999年的新生中男生仅占36%。该校为此不得不建妇女中心,开设女性研究专业,和奥斯汀和Virginia Woolf的课程,以满足女生的需要。但同时,该校也展开了吸引男生的计划,比如在招生材料上加了许多男运动员的照片,突出物理中心、计算机中心、数学中心等有男生特点的东西。在录取时,也适当放低男生的标准。学校的考虑非常实际:大学生是谈情说爱的年龄。该校又设在世外桃园般的农村。男生少,女生也不安全。因为男生太稀缺,想得到什么都能得到,甚至有人因此可能成为色狼。这对女生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该校的倾斜性政策果然收到实效。去年的毕业生,女生人数刚刚超出一半。但是,拿到优异荣誉证书的,有三分之二是女生。在该校就读的女生,有83%能够在五年内毕业,但男生仅75%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些男生看着拿全优的女生摇头:这对我太难了。女生能计划长时段战略,我则连未来十分钟也计划不了。

美国大学

“海龟”为什么不灵

“海龟”变“海带”,这两年已经成了媒体的俗语。大量海外留学的学生,特别留美国学生,出去辛辛苦苦闯荡一番,回来本来指望鲤鱼跳龙门、身价百倍,想不到连工作也找不到,只好待业。有心里不平衡者,抱怨国内不识人才,希望能够得到特殊待遇。其实,哪里仅仅是国内“不识人才”。最近读“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许多外国企业也更看重国内土生土长的人才,把到美国的大学镀了一层金的海龟放在一边。甚至有的老板认为,越土的越好,特别是那些连英语也不会讲的,往往最能干。他们经历丰富,对中国社会了解,更知道中国的消费者需要什么。反是那些削尖了脑袋往国外跑的人,对国内的情况非常无知,封闭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学了些纸上谈兵的东西,很难派上用场。 Read more

中国的大学比美国大学差在哪里?

中国的大学比美国大学差在哪里?

答《河北青年报》记者问

记者:不久前北大90名推荐生已经产生,从推荐名单的推荐语上来看,“成绩优秀,年级第一”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种情况是否是你所担心的,也是你不支持推荐制的最重要的原因?
薛涌:倒未必是我担心的,第一年出现这种情况是可预料的。这种实名推荐制实际上是从应试教育的成品中选拔学生,他们都是经过层层考试、掏过择校费等等,通过这些人来打破应试教育,北大是在瞎折腾。

记者:以后情况会不会变得更好些?
薛涌:以后的情况可能会更坏。第一年的推荐生虽然继承了应试教育的种种缺点,但至少还是“成品”,程序上的监督很严,也能做到廉洁,以后时间长了、制度松弛了,走后门的,搞腐败的,甚至性交易的都可能会出现,更坏的情况是在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的事不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北大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

记者:美国的大学教育也有推荐制,和北大这个有何不同?
薛涌:北大的这种做法其实在美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先例。上世纪90年代,哈佛、耶鲁等很多美国大学都流行“提前录取”,高中生要经过特别的程序申请大学,假如你被哈佛录取了,必须保证入学,不能再挑其他学校。而正常的情况下,美国的学生可以向很多学校提出申请,收到很多通知单之后,选择自己更想去的学校。
现在这种做法被北大捡了起来,但美国的推荐制没有限制,所有的老师都可以推荐,不像中国,还指定校长,而且都是一些发达城市、省会城市的学校。本来他们就占用了更多的资源,现在更加剧了教育不公

提前录取给那些经济优厚,教育背景好,消息灵通,门道多的学生提供了便利,这恰恰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后来有些统计数据出来,显示提前录取的学生里富裕阶层的比例很大。这种政策意在保护学校利益,而不是从学生本身的利益考虑,遭到了整个教育界的口诛笔伐。2006年,哈佛、普林斯顿等相继退出“提前录取”,耶鲁大学现在还没有退出,但是耶鲁的校长说当年搞这个也是因为其他学校都搞没有办法,大家最好都不搞,现在压力也很大。也许不用多久,耶鲁也会退出。

记者:已经被推荐的这些学生如果参加高考,很有可能凭分数考入北大,这样的推荐对他们的意义反而不大,北大承认此举是应对清华五校联招而抢夺优生资源。在你看来,以北大自身的名气,需要这样做吗?
薛涌:完全不需要这么做,他这么做大概是出于不自信吧,这些年香港的大学对北大挑战很大,还有国内其他学校,清华掐尖,北大也掐尖。北大现在只剩名气和录取的学生了,进了北大的学生,圈起来学几年,出来之后还是很多人选择再出国学习。

记者:你是从北大出来的,那时候给你印象较深的是什么?
薛涌:我是1979年上北大,学生的构成是多元的,我们宿舍6个人,大致有三个是农村来的,很穷地区的学生也能考进来他们有很稳定的助学金,每个月22.5块,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每个月25块,相差才几块钱,是很公平的。

记者:你提倡把北大办成最“穷”的大学,除了出于教育公平的目的,着重招收边远贫穷地区学生的必要性在哪儿?
薛涌:可以提高北大的质量。第一,从智商角度讲,大学是要挑智商最高的——而不是成绩最好的。打个比方说,两个17岁的小孩,一个城里的1米6,从小上体校打篮球,另一个农村来的1米9,身体素质非常好,但篮球摸都没摸过。俩人比赛,1米6的小孩运球、上篮肯定都比另一个好,会赢。但如果给1米9的小孩训练两个月,再跟训练了10年的那个小个子打一场,“1米9”肯定能打败“1米6”。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智商理论的文章。经过研究,高智商人群在人口中的分布是平均的,不以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因素而转移,现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分布不均,好多“1米6”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也进了篮球队了,反而“1米9”进不了,就算是姚明,也没有机会显身手,把弱势学生给排除了。这就缩小了北大的选材面,也降低了北大的智商。

第二,北大的精英教育是为了为将来的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领袖的,领袖人物应该对于整个社会有所了解,大学必须提供这个场所,所以应该是多元的,涉及各个角度、各个阶层的。而现在,北大进去的都是一类人,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事情,他们太趣味儿相投了,没有差异性,对其他社会底层的问题缺乏认知,视野大大地缩小,将来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基本功能。现在的孩子都是在“宫”里长大的,而不是在社会里长大的。以后要是成了“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还怎么领导社会?

第三,穷学生自有其发展潜力。比如说开发产品,我们就只会模仿,现在中国富裕阶层所模仿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所有制造业也都是模仿美国的。中国社会是有自己需求的,农村人的很多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但其实美国就是靠满足穷人的需要才赚钱的,美国的农民需要什么工具,就大量生产,而中国的大学生是温室里的花朵,开发不出这类产品。因为他们背景单一,从底层来的太少,不了解那里的人的需求。

记者:你认为这个建议有多少现实可行性?
薛涌:可行性是有的,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完全可能。北大可以到各个穷县深入选拔学生,哈佛都是这样做的,因为穷学生不敢报哈佛,认为那里是富豪俱乐部。以往都是学生找学校,现在北大已经开始找学生了,只不过是找错人了。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是不是说明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教育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薛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那代人。在大学生中,那代人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届。这些人的社会背景驳杂,下过乡,从底层蹲过好多年,这三届出人才的概率是很高的。

记者:从根本上说,中国和美国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薛涌:这个问题不如说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有什么区别,因为许多中国的学生在美国也很优秀,中国人在美国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的学校非常推崇让各个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有着非常高的大学普及率,主张以学生为中心,而中国的大学以课程为中心。

记者: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是从哪个环节开始被抹杀的?
薛涌:从考试开始,死记硬背把孩子都学傻了。

记者:这种创造力的缺失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对中国社会十几年几十年之后的走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薛涌:为什么有的皇帝很无能?因为没有见过世面,所以才会问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对社会越来越封闭,学生从小竞争重点,然后竞争大学,活象体校模式,与世隔绝,将来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带动社会发展。

记者:经过几年的扩招,中国的大学从“精英教育”走向“平民教育”,在这种大背景下,精英怎么产生?西方的教育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薛涌:精英教育本身就有排他性,大学普及的情况下,名牌大学应该担负起培养精英的任务。但是我所说的不是狭隘的阶层精英,而是精神精英,这有赖于大学公平化才能完成。

记者:上次采访你谈到“中国文化的失败”,这次是“中国高等教育有病”,直接批判了众多学子心目中的殿堂北大,好像你总是抛出一些很“刺激”的言论。在你看来,中国人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一类的“刺激”?
薛涌:我说的都是很正常的话,如果在中国听起来很刺激,觉得不可以批判北大的话,恰恰说明他是有病的。骂哈佛的书有一大堆,摆在书店里,都是哈佛的学生和教授们写的,有本书叫《没有灵魂的教育》,就是写哈佛,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中国这么多大学生失业,我说中国的教育有病都是事实。

记者:没有完美的教育体系,美国的教育体系也有自己的问题吧,他们的教育学家争论的焦点在哪儿?
记者:美国的义务教育就很失败,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花钱很多,但是在发达国家的各种测试结果来看,美国学生的成绩在中下等。

记者:你说过“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高投入低产出,那还需不需要上大学?
薛涌:我看就不需要。不上大学可以干别的,一个木匠月薪还能5000呢。以前上大学是大事,农村户口可以变城市户口,现在无所谓了。在中国,跨国公司也有月薪百万的中层职位,虽然很少,结果却填不满,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合适的人才,不上也罢。

记者:美国的学生对上大学怎么看?
薛涌:美国的制造业外包,都流到中国了,那些不需要上大学就能做的工作都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大学热”还是存在的,不上大学确实出路不多。

中国的大学比美国大学差在哪

走后门进哈佛

走后门进哈佛

在教育最市场化的美国,像哈佛这样的私立学校,办附校也是本着服务社会的精神,不仅收费非常低廉,而且教学十分认真。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课,一学期也不过550美元,这在波士顿勉强够半个月的房租。要在我们这里,恐怕会在体育馆卖票,成为一大商业演出。我们的大学,基本上是国家投资,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社会责任自然更大,应该对弱势阶层提供更多的服务。然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发展到今天,还很少听说北大、清华的名教授给民工讲课,这实在是中国大学之耻。

哈佛难进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总有些人能够发现进哈佛可以走“后门”。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这样的“后门”如今还越来越风行。

比如劳拉·肖蒂尔(Laura Shortill)是个相当不错但成绩并不惊人的高中毕业生。她当初抱着碰碰看的心理报了希望甚微的哈佛,后来如预料中的那样被哈佛拒绝,但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录取。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去霍普金斯,而到哈佛来读书。

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她走了哈佛的“后门”:她没有在哈佛的本科生学院注册,而是在哈佛附校(Hazard Extension School)攻读本科学位。这个附校录取标准和学费都低得多,又能提供哈佛的教育。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的许多大学都设有类似的附校,类似于业余学校,多在晚间和周末上课。原初的目的是给一些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许多这样的附校不接受25岁以下、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学生。但是,最近传统大学年龄(即18—22岁)的学生对这些附校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附校也就对一般的高中毕业生敞开了大门。

以哈佛为例,附校2004年颁发了118个学士学位,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扩张的主要动力,就是像劳拉·肖蒂尔这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注册。

这些在哈佛附校读书的学生,所上的大部分课程是哈佛教授讲的。他们要拿到学士学位,需要128个学分,其中52个学分必须从哈佛教授的课中拿到(要知道,即使是哈佛正式的学生,也并非所有课都是哈佛教授上)。当然这只是最低要求。实际上绝大部分人上哈佛教授的课的比例要高得多。这些给附校上课的教授,许多是大牌学术明星,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许多课程和哈佛本科生的课程完全一致。所以,上附校给人的感觉,还是接受了哈佛的教育。

不过,这种哈佛教育,比正式的哈佛教育费用低许多。哈佛本科一门课的标价是4000美元。附校一门课的价格仅为550美元,只有1/7多一点,比上一个州立大学还便宜许多。

这种附校在高中应届生中流行,绝不仅限于哈佛,而是一个全国的现象。比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其附校在最近5年人数增长了3倍。就读的大多数是25岁以下全日制的学生。在马里兰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25岁以下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从1997年的1400人增加到2004年的4200人,也是3倍的扩张。菲尼克斯大学是美国最大的营利大学,在全美有176个校园,16万学生。原来该校针对的是有工作的成年人,只收22岁以上的学生,如今18—22岁的学生则占其学生总数的10%。

美国高中毕业生为什么开始把业余学校当正式的大学上?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学费大幅度上涨,而联邦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未能随着学费而提高。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家庭,收入水平太高,没有资格获得充足的奖学金。比如一位叫简纳妮·玛格丽特·努斯(Jenanne Margerat Nurse)的女生,高中时本是一个优等生,但根本没有申请哈佛。她是12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家里的收入对申请奖学金来说太高,但对支持12个孩子读正常的大学来说又太低。结果她就到哈佛附校就读。由于附校主要是晚间和周末上课,许多低收入的学生打工就比较方便。当然,还有许多学生,上哈佛附校完全是冲着哈佛的教育来的。

哈佛附校的课程要求和哈佛本校差不多。不过学生毕竟有些区别。哈佛的正式本科生,都是经过激烈竞争进来的,年龄整齐,在学术素质上也精致许多。附校的学生各种年龄的都有,许多人有工作,许多人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学术素质也不整齐。不过,学生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一些教授觉得教附校的学生别有趣味。教高级小说写作的格雷格·哈里斯(Greg Harris)说,他开始教附校的学生时用了非常学术化的方法,但学生的反应是:先把那些理论的东西放在一边,请直接对我的写作发表评论。

附校生和正式本科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住校。寄宿制是美国精英大学的精髓。住校给本科生们创造了一个小天地,大家一起组织各种活动,互相分享成长的经验。所以许多常青藤的毕业生会告诉你,他们在住校的环境中课外学到的东西远比在课堂中学到的东西多。住校也使这些未来的精英彼此之间形成牢固的人际网络,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附校的学生没有这样的条件。特别是许多学生有家,上完课就走,年轻的单身学生就没有社交的机会。另外,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自律性较差,不住校,缺乏人督促,容易“放羊”。也正是如此,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以继续教育为目的的附校招收高中应届生应该慎重。

附校的文凭顶多大用呢?一个给波士顿律师事务所招募人才的专家盖尔·卡普兰(Gail Kaplan)说:“如果我把一个附校的毕业生送到波士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家不会把他或她当哈佛本科毕业生对待。但是,如果我把哈佛附校毕业生送到圣路易斯或加州,人们很少能注意到附校生与哈佛正式学生的不同。”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指出,目前美国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求学期和工作期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上大学的正常年龄正从18—22岁过渡到18—30岁。不仅学生年龄增大,半工半读的学生人数也日益增加。附校渐渐走红,也多少反映了这样的趋势。附校的教育,不仅适应了社会多种的要求,而且为一些低收入阶层创造了良好的受教育机会。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市场化。许多大学有意图利用自己的牌子,办一个二级学院之类的学校作为生财之道。我们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教育最市场化的美国,像哈佛这样的私立学校,办附校也是本着服务社会的精神,不仅收费非常低廉,而且教学十分认真。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课,一学期也不过550美元,这在波士顿勉强够半个月的房租。要在我们这里,恐怕会在体育馆卖票,成为一大商业演出。我们的大学,基本上是国家投资,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社会责任自然更大,应该对弱势阶层提供更多的服务。然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发展到今天,还很少听说北大、清华的名教授给民工讲课,这实在是中国大学之耻。

哈佛

美国四类大学,上哪种收入最高

美国四类大学,上哪种收入最高

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学已经成为了事业成功的敲门砖。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洲国家,每年也送大量的子弟留美,希望借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出人头地。这也难怪,各种媒体每年都公布不同专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成为许多莘莘学子们的求学指南。可惜,这类炒作,常常误人子弟。因为大学教育对人生的影响远不止于毕业后找的第一个工作。要衡量大学对人一生事业的影响,就必须有长时段的指标。最近,美国一家权威的民间机构PayScale Inc.经过一年的努力,调查了至少有十年(平均十五年半)工作经验的一百二十万大学本科毕业生,用他们的收入数据为我们衡量大学教育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准。比如,应该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专业?怎样度过大学的时光?上述这些选择对人的一生有什么影响?以数据为基础实证性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对美国的学生和家长至关重要,对那些不太了解美国社会文化和高等教育的亚洲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而言,就更有参考意义了。

PayScale Inc.的统计涉及的人数多,因而比较准确。更重要的是,该统计设定了长时段的指标:既有毕业生起薪的数据,又有毕业十几年后“事业中程”时期的收入数据。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在三十五到四十岁这个阶段,一生的事业已经能大致看出个气象来。同时,数据又以常青藤盟校、州立大学、私立文理学院、“派对大学”(Party School),以及不同的专业来分门别类。这样就方便人们通过各种角度来衡量大学教育的经济效率。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上名校和普通院校究竟有多大不同?这一统计表明,名校毕业生在收入上的优势非常明显。比如,哈佛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起薪为44500美元,俄亥俄州立大学同专业的学生,起薪仅35000美元。此时哈佛学生的收入高出了27%。十几年后,哈佛学生的年薪涨到了103000美元,要比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同阶段的收入高出111%!收入差距急剧拉大。总的来说,常青藤的毕业生收入最高,接下来是私立文理学院,著名的州立大学也还不错,但“派对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虽然尚可,收入的后劲则明显不足。

常青藤盟校和私立的文理学院一直是美国精英教育的两大代表,孰优孰劣也并非没有争议。常青藤盟校一个个都势可敌国,不仅资金雄厚、明星教授满堂,而且吸引了最优异的学生,是门槛最高的学校。但是,许多批评者认为,常青藤过分注重研究、轻视教学,导致师生关系疏远;不管有多少明星教授,他们和学生实际上很少交流。这样的学校,名气虽大,但所提供的教育未必有那么好。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小型的私立文理学院。这种学校以本科教育为核心,很少有研究生课程。教师也全心全意地教学,师生关系密切。比如,学生经常和教授组成项目团队,一起共事。这样由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学生,自然素质较好。

从表面的统计数据上看,常青藤盟校有着明显的优势。比如,常青藤毕业生的中等起薪比文理学院高32%,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年薪比文理学院高34%。不过,再认真分析,这里面还是有不少文章可做。比如,常青藤毕业生起薪最高的是普林斯顿,中等年薪为66500美元;哈佛紧追其后,达63400美元;宾西法尼亚大学排第三,为60900美元。但是,十几年后局面就变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毕业时起薪虽然仅仅58000美元,但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收入则为134000美元,高居第一;普林斯顿的学生毕业十几年后的中等收入则为131000美元,屈居第二;第三名是耶鲁,其毕业生的中等收入从刚毕业时的59100美元提高到了126000美元;大名鼎鼎的哈佛跌到第四,为124000美元;宾西法尼亚大学则沦为第五,为120000美元。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但是,从常识上不难进行若干推论:小型的文理学院式的教育确实塑造了良好的素质,有助于学生长期的发展。在这几个常青藤中,达特茅斯学院实际上更象是一所文理学院,基本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不立大规模的研究设施。博士课程非常少,几乎不为人所知,而且全限于科学领域。文科仅勉强有个人文研究的硕士课程。剩下的就是商学院等职业性学院了。其研究院,甚至无法和普通的州立大学相比。该校被归入常青藤,主要是因为其历史传统。按性质归入文理学院也无不可。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校中,普林斯顿规模最小,耶鲁次之。这两个学校虽然有一流的研究院,但比起哈佛来,也都比较注重本科教育。学生刚毕业时,哈佛学生凭借学校的大名而先声夺人,占据了高薪的好位置。但是,达特茅斯这种“小学校”的学生,则可能靠自己的素质后来居上。我认识的一位达特茅斯的毕业生就说:“在哈佛, 明星教授如云,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面对这些教授全吓傻了,除了听听大课、领略一下其风采外,很少能与之有个人之间的接触。这就象看戏看电影一样,算什么一流教育?等这些孩子慢慢成熟起来、有勇气和教授交流时,也该毕业了。在达特茅斯则不然。我的教授知道我的兴趣,甚至会到我宿舍来通知我有个我可能感兴趣的讲座。”一位哈佛的毕业生也说:“哈佛有许多资源,这是没有任何学校可以比的。但是,这些资源必须你自己去找。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孩子,一般很难自己去挖掘这些资源。”

小型文理学院的学生,无论是毕业后的中等起薪还是事业中程时的中等年薪都低于常青藤的学生。但是,其薪水的上涨速度和常青腾相差不大。在文理学院中学生收入排名第一的是Bucknell University,在中文世界几乎不为人知。其毕业生的中等起薪是54100美元,十几年后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年薪为110000美元。接下来的四所学校也都差不多,在108000到107000美元之间。而常青藤中排末名的哥伦比亚的学生,事业中程的平均年薪也是107000美元,比Bucknell University要低。可见,常青藤并不都有绝对优势。

在州立大学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唯一一所学生收入超过文理学院的学校,其毕业生的中等起薪为59000美元,十几年后的事业中程的中等年薪达112000美元。但排第二的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生中等起薪为52700美元,事业中程的中等年薪则为103000美元,明显低于前五所文理学院的水平。这里的道理也是大同小异。伯克利的名气可比常青藤。其学生靠本校的声誉在毕业找工作时可以先声夺人,以后只要维持同样的收入增长率,事业中程时还是高人一头。但普遍而言,重要的州立大学虽然名气大,但教育质量赶不上文理学院,毕业生工作十几年后的收入水平也略低。

最有意思的,大概还是“派对大学”。常青藤盟校学生之用功是有名的,乃至睡眠不足成了一种流行的大学病。不过,美国主流的大学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对许多美国的适龄青年而言,大学就是一个“过把瘾就死”的青春派对:同龄人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尽兴而散。著名的大学评估媒体《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和《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都有自己的“派对大学”排名。其评选的依据主要酗酒、吸毒等等“娱乐指标”,以及学生每天学习的时间(自然是越少越能入选)。这种评选,在美国一直受到许多攻击。批评者认为这等于鼓励年轻人酗酒吸毒、荒废青春。不过,我认识的一位家长,自己是名校出身,还有过在哈佛任教的经历,却甘心情愿地送儿子去头号的“派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读书。他的理论是,自己的儿子虽然功课不错,但讨厌读书,去了常青藤会度日如年,反而容易出事,弄不好心理压抑,对一生有负面影响。到了“派对大学”,整天打橄榄球、游泳,玩儿累了以后说不定还会想到读书。这样心情舒畅、自信、合群儿,对以后的发展反而好。其实,这些“派对大学”,绝不是什么糟糕的学校,而主要是一些知名的州立大学,比如伊利诺斯大学、马里兰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等等。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找工作时靠本校的名气也可以先声夺人。但是,四年吃喝玩乐下来,对自身素质还是有影响,收入增长的后劲不足。比如,收入最好的“派对大学”是在Urbana-Champaign的伊利诺斯大学。这是最顶尖的州立大学之一,名气远盖过一些小型的文理学院。很自然,该学校的毕业生起薪将近六万美元,明显高于任何一所文理学院。但十几年后事业中程的中等年薪,则仅为96100美元,比常青藤、顶尖的几所文理学院和州立大学都低了不少。即使抛开各类大学中的头几名、以平均的院校进行比较,在毕业后的十年左右的时间,文理学院的学生的中等年薪提高了95%,从45747美元上升到89379美元;“派对大学”的学生则仅提高了85%,从45715美元涨到了84685美元。可见,即使到有名的大学去开四年派对,在事业上也非明智之举。

在我看来,对注重专业的亚洲学生最有参考价值的还是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收入比较。最近美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实用,在各种媒体每年公布各专业毕业生中等起薪的排名中,也是越实用的专业排名越高。比如,根据“全美大学与雇主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 的数据,2008年十大顶尖起薪专业的排名是:化学工程(59218),电器工程(55333),机械工程(54057),计算机科学(53051),民用工程(48998),经济(47782),信息系统管理(47407),金融(46442),会计(46292),企业管理(43256)。至于文学、语言、历史等不实用的专业的学生,起薪则远在其后。一般的美国学生理工训练不足,对工科望尘莫及。为了挣钱,就纷纷学企业管理类。结果,全美五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全是学和企业管理相关的专业。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历史。这属于最不实用、也是最不值钱的专业之一。我反复向学生说:不要信这样的排名,历史专业的学生一般比较成功。我的道理有三条:第一,本科教育如今已经成了普及的基础教育。一个本科文凭不足以使你成为专家,不要把本科的专业看太重。本科教育要广一些,注重基础学科,注重通识。历史专业比起企业管理来,要宽广得多,更符合大学通才教育的理想。第二,要成为专业人才,必须读研究院,比如商学院、法学院等等。那么,这样的研究院喜欢什么样的人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院招生不看专业,但实际上文学、历史等专业的学生在录取时似乎更受青睐一些。第三,一般而言,能够在讲究实用的世界里对文学历史等不实用的学科感兴趣的人,智商比较高。他们的关怀涉及人类文明的大问题,日后容易成为领袖人物,也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学实用专业的人,则往往对这些问题无理解力,心里仅惦记着下一张工资单是多少。这是能力不足、除了自己的生存而无暇旁顾的征兆。所以,一些著名的法学院甚至商学院对历史专业的学生的评价远胜过企业管理的学生。有大作为者总需要人文教育所培养的远见、想象力和分析力。我还提醒学生们注意:历史系的学生之所以起薪低,一大原因是他们毕业后要继续读研究院,在大学毕业和进研究院之间不得不先找个临时的工作,挣点钱、积累些资历。这种工作一般工资都比较低。

这套理论,从一个历史教授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过,PayScale Inc.的数据,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工程类学生的中等起薪最高,是59058美元,十年左右的时间上涨到了103842美元,上涨率为76%。而历史专业本科毕业时仅挣四万多,但日后转轨搞企业咨询,在事业中程时期的中等年薪是104000美元,不仅超过了工程师们,更超过了本科就学工商管理类的学生的事业中程时期的收入水平(仅为98000美元)。前面谈的常青藤的收入排名,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宾西法尼亚大学学生毕业起薪非常高,甚至超过了耶鲁,这恐怕还是因为该校有一个接纳了大量本科生的著名商学院。这在常青藤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则根本没有商学的本科,最多有个理论性十足的经济学专业而已。这使宾大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占据了明显的短期优势。可是,十几年后,宾大学生的收入水平就被其他几所学校赶超。可见,即使你以后想做生意,大学本科学历史也比学企业管理好。我的一个最好的学生,曾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但因为那里奖学金不够,就被我们这个不知名的地方小学校以全奖吸引过来。他日后准备做生意,不过本科学的还是历史。

总而言之,到美国读大学,学什么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怎么学,再其次就是学校要好好挑。年轻人要胸有大志、眼界开阔,不要掉到钱眼儿里蝇营狗苟,也不要光顾吃喝玩乐、荒废青春。要想成功,就要有个成大器的样子,学会关怀和思考人类的命运。总盯着自己的荷包,太贪图享乐,最终还是无法享受最好的大学教育。

附录:全美大学收入潜能排名
以下排名分列了各类院校中的前五名。名次也毕业生事业中程的收入为准。所谓事业中程,统计的是毕业生工作十几年后的年薪。这些学生的中等工作年限为十五年半。毕业时的起薪仅列出作为参考。

派对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起薪:59900 事业中程年薪:96100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起薪:52000事业中程年薪:95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起薪:50500事业中程年薪:95000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起薪:49700事业中程年薪:9390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起薪:44500事业中程年薪:92200

文理学院生(Liberal Arts Schools)
Bucknell University 起薪:54100事业中程年薪:110000
Colgate University起薪:52800事业中程年薪:108000
Amherst College起薪:54500事业中程年薪:107000
Lafayette College起薪:53900事业中程年薪:107000
Bowdoin College起薪:48100事业中程年薪:107000

常青藤
Dartmouth College起薪:58000事业中程年薪:134000
Princeton University起薪:66500事业中程年薪:131000
Yale University起薪:59100事业中程年薪:126000
Harvard University起薪:63400事业中程年薪:12400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起薪:60900事业中程年薪:120000

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起薪:59900事业中程年薪:112000
University of Virginia起薪:52700事业中程年薪:103000
Cal Poly San Luis Obispo起薪:57200事业中程年薪:101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起薪:52600事业中程年薪:101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起薪:51100事业中程年薪:101000

《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选载

收入最高

哈佛学生选什么专业

经常听到有朋友好奇,“哈佛学生选什么专业?” 大学的教育,只能在非常宽泛模糊的领域,给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训练。比如,你要从事实际工作,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你要从事科学领域的工作,应该有什么样的训练;你要投身公共服务,应该具有哪些知识;你要进入私人企业,应该掌握什么技能。有时,即使是这样粗线条的划分也不可能。比如学生很可能弃商从政,也可能半路下海,或者赚够了钱要做学问了。成功的教育,要为所有这些变化做准备,不能让学生说:这事情我大学没有学过,干不好。

我最近不停地强调通才教育,劝告大学生抛开管理、法律类的“扯淡专业”,回归文史和科学(这后一项在行文中有疏漏)等基本学科。理由是,大学教育在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仅仅学一门手艺。特别是一流大学更是如此。学得越专、越实际,反而越无法适应实际工作。对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大学、和用人单位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最近我朋友的女儿在哈佛毕业,我们去她的学院Cabot House参加毕业典礼。今年该学院有96位本科毕业生。发证书时院长对每人有个简短的介绍。我利用这个机会记录了一下他们的专业。因为人声鼎沸,有两个学生的专业漏掉,一个学生的专业没有被提起。我一共记录了93人,多少能反映一些这里的学生的专业偏好。

首先声明,最近媒体反复强调,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实际,受教育的目的是毕业赚钱,或者说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不是探求人生,寻找真理,改造世界。这一倾向,在哈佛这样的精英大学中也很强。不过,学生想实际,大学却不这么教育。比如管理类、法律类的专业根本就没有。希望从事这些实际工作的学生,也只好在接近的领域找个抽象些的科目,为毕业后的专业发展打下基础。

在这93位毕业生中,经济学是第一热门专业,共有23人(包括把经济学当成双专业之一的学生)。接下来是政府专业和生物类专业(包括生物、生物化学、神经生物学等等)。这两个(或两类)专业各有12人。科学类(数学、物理、化学等)相加,有11人。另外心理学专业有6人,历史专业有6人,社会研究专业也有6人。剩下的基本属于小专业。比如有一个古典专业,两个文学专业,一个艺术与建筑史,两个英语专业,几个人类学专业,一个拉丁美洲研究专业,另外一个物理专业的华裔,兼修古汉语专业。

这90多位毕业生介绍下来,我几乎没有听到过什么实用的专业。最实际的专业,也许是应用数学。不过写着是“应用”,实际怕是很抽象。另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不过修此专业的学生还兼修一个物理学。

除了介绍毕业生的专业,院长有时还讲几句毕业生的事业前景。许多是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的,不可太认真。不过,从中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出来学生学的和他们想干的事业有什么关系。

比如,不少经济学专业的,恐怕以后想去华尔街,或上商学院。当然,有一个被耶鲁法学院录取了,未必会做生意。另外一个则立志当母亲,也就是家庭主妇。想当医生的,大多学了生物类的专业。不过,有一个生物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是风险投资。而且根据统计数字,要上哈佛医学院,选科学专业的和选文科专业的机会一样多。人家看的,不是你学什么专业,而是你是个什么素质的人。另外,想投身于公共事物的,不少选了社会研究和政府专业。所谓社会研究,其实是历史和政府专业的杂交,说不清毕业干什么好。而那个学艺术及建筑史的,毕业去向已定:加盟谷歌(google),大概玩儿起高科技了吧。更多的学生,还没有想好干什么,或者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方向。

整个听下来基本的印象是:大部分学生还没有选定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需要工作几年,有些实践经验,然后想明白自己未来要干什么。这和我与耶鲁的学生接触后所获得的印象大同小异。另外,文科教育,占了压倒优势。大概理工科教育太专,太枯燥了吧。

以中国的标准看,这样的大学教育一定是太“水”了。杨振宁教授一定会说:哈佛的学生比不上清华。看他们有几个敢选清华的课?!

我们即使放开所谓人文理想的高调,从最实际的角度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专业“模糊”抽象的大学教育,给学生的人生提供了最实际的准备。首先,大部分学生毕业时还没有想好干什么。另有些人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机会,最适合干什么。他们的人生,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第二,即使那些明确知道自己干什么的学生,也无法确定自己喜欢的行业在未来有什么变化。有的行业可能会衰落;有的则可能改变传统操作方式,使原来喜欢并且适合这个专业的人变得不喜欢也不适应了。大学的教育,只能在非常宽泛模糊的领域,给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训练。比如,你要从事实际工作,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你要从事科学领域的工作,应该有什么样的训练;你要投身公共服务,应该具有哪些知识;你要进入私人企业,应该掌握什么技能。有时,即使是这样粗线条的划分也不可能。比如学生很可能弃商从政,也可能半路下海,或者赚够了钱要做学问了。成功的教育,要为所有这些变化做准备,不能让学生说:这事情我大学没有学过,干不好。

我对北大、清华、复旦等等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议是:第一,要在大学一二年级设立以文史、科学和外语为主的“核心课程”,使学生有个完整的知识基盘;第二,精简大学的专业,只设立一些基本课程,如文学、历史、经济、物理、数学等等。专业训练要变成基础学科的训练,而不是一个手艺作坊。国内一流大学把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作为自己使命并没有错,目前的高考不管多么狭隘,这些大学挑选的人才在总体上还是高水平的。问题是:越是高层次的人才,事业的跨度越大,涉猎的领域越多,学术上的准备越需要宽。我们嚷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还是本科教育,并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博士课程。国内顶尖大学最好不要光忙着盖楼要钱上项目,而是要审核和改革一下本科生的课程设置。这对于广大学生而言,才是最实际的事情。

哈佛

厚仁寄语
WholeRen’s maxim, “Bringing Two Great Nations Together, One Student at a Time”,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its mission to serve the education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families and educators in the USA and China while enhancing those experiences and involving highly repute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is mission is predicated o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student by utilizing the best aspect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precepts, and making the success of the learner the highest priority.
WholeRen aspires to continue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and families benefit from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s available in America, and develop and execute plans and activities that satisfy participants.  WholeRen foresees increased American interest in Chinese experiences and being desirou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and learn in a Chinese environment as well.  Exchanges and visits will be more mutual and involve more American students from middle school through graduate school in China.  There will be an evolving need to create follow-up services, and design support that sustains students and reassures families to insure safe and fulfilling transitions.  WholeRen is creating a network of hon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trusted and networking with partners to round out support and services likely to be needed 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students.
The five key things that really drive results for Wholeren are: student success, satisfied families, feedback from previous clients, requests from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ervices tailored for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给完整的人以生长的空间——美国大学的寄宿热

美国大学的理想,体现了其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以培养完整的人(whole man)、饱满的人(well-rounded person)为目标。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这一理想又谈何容易。上个世纪研究性大学崛起后,专业化成了时代潮流,本科生的通才教育受到忽视。如今,大学逐渐普及,从精英的文化中心转化为大众的职业培训所,许多学生进校后一头扎进商学院中。在研究大学中,专业化以教授为动力。如今的实用化时代,专业化则以学生为动力。大学除了满足学生的职业训练的专业需求外,还怎么实现其社会理想、传授文化价值?这是各大学都必须面临的挑战。

为应付这些挑战,美国大学最近回归中世纪以来西方的大学传统:寄宿制。《纽约时报》最近的教育专刊,以寄宿制为主题,详细报道了这一潮流。寄宿制度虽然因学校而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则不外乎是学生在学期间以几百人的规模寄宿于一个独立的“学院”之中。这一学院有自己的餐厅、图书馆、计算器房、演奏室等等,并有教授居住,师生朝夕相处,形成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的学习环境。如今在美国,正兴起一股急速学院热。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种早已实行寄宿制的学校,正在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其他学校,则纷纷效仿。

要了解寄宿制大学的实况,不妨看看《纽约时报》对康奈尔大学新开张的寄宿学院Alice Cook House的描述:

某个星期一,几个住在Alice Cook House的学生和具有传奇性的白宫记者Helen Thomas一起吃晚餐,地点是在Alice Cook House的院长Ross Brann教授在学院内的家中,其宽敞的大厅正是为这样的场面所设置的。同时,在隔壁的学院公共大厅内,康奈尔的副教务长正在主持一个公开会议,讨论校园的多元化问题。第二天晚上,在同样的场地,将举行题为“伊斯兰中的妇女”的小组讨论会。在另一个房间,学习中东语言的学生正在用阿拉伯语进行他们一周一度的智力竞赛。同时,在旁边的一个教室,两个研究生正在为修化学课的学生答疑。在星期三,所有在Alice Cook House寄宿的350位学生要一起聚餐。星期四,犹太学生和穆斯林学生举行每周一次的分组讨论。星期五,院长举行茶会,一位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儿科教授将讨论关于医疗保险的政治问题。同时,法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会来组织电影晚会。

这仅仅是这里普通的一周,是学生晚间课外活动的日程。这个学院,有一位资深教授、六位研究生指导员入住,另外有大约三十位教师和行政人员志愿来组织学生的活动。当然更不用说,这里的图书馆、计算机房等等设施齐全,自成一体。

康奈尔有一万三千名学生,在常青藤中是一个超级规模的学校(普林斯顿还不足五千)。规模大,人与人的关系就疏远了,特别是师生之间就容易形同路人。康奈尔的前校长Hunter R. Rawlings III(1995-2003年在任)自己的大学教育是在一个精英的本科生学院Haverford College完成的,当时该校仅四百五十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学校的一部分。但是,他来到康奈尔后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分裂的校园。当时校园的西区兄弟会林立,吸引了大量在富裕的郊区长大的白人学生。少数族裔学生则集中于西校区。于是,他决定把新生集中到北校园,在西校园建设寄宿学院。一个匿名的捐款人立即拿出一亿美元来。于是,两所寄宿学院应运而生。到今年秋天,第三所寄宿学院将正式开张。到2010年,寄宿学院将增加到五所,总投资达两亿美元。

在兴建寄宿学院方面,康奈尔绝不是孤军奋战。田纳西的名校Vanderbilt,投资了一亿五千万大兴土木,预计到2008年将有十所寄宿学院建成。拥有三万五千多本科生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和拥有两万四千多学生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也建了第一所寄宿学院。另外,从东北部的弗蒙特州的Middlebury College,到西部俄罗勒冈州的Willamette University,乃至南部的西弗吉尼亚大学,都竞相兴办起寄宿学院。
寄宿学院在美国有许多名称。在耶鲁叫“学院”(college),在哈佛、康奈尔叫“房子”(house),在Vanderbilt和Middlebury叫“共同体”(common)。这些名称,都源于中世纪,在制度上也继承着中世纪的遗产。

西方的大学,源于1200年前后的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是“大学”(university),当时有以法学教育为主的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和以神学为主的巴黎大学。波伦亚大学是学生治校,即由希望接受法学教育的学生自己决定雇什么样的老师来教他们。巴黎大学则是教师治校,开了后来教授治校的传统,成为西方大学的主流。但是,学生治校的传统,并没有完全灭绝,而是改头换面地生存于现代的大学之中,使各种学生组织在校园政治中有相当的权力。随后在大学中,马上诞生了一些“学院”(college)。这些学院开始时非常简陋,不过是给穷学生或者来自某一地区的学生提供集中住宿的机会,并安排膳食供应。在此基础上,学院渐渐独立,可以自雇教师,自主招生。这种学院,在牛津、剑桥格外发达。乃至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学派就是以学院为单位而形成的。如今牛津的学生还分属三十九个学院,剑桥则有十三个学院,各学院独立性非常强。在这样的系统中,师生朝夕共处,交流非常频繁。英式的寄宿大学在德国的研究性大学之外别开生面,保证了英国大学的优异。

寄宿学院在美国的发展,则格外有戏剧性。在二十世纪初,大学扩张,新兴阶层开始闯进常青藤。但是,不同阶层的人进入大学后彼此隔绝。比如在哈佛,一年级新生和毕业班学生尚有固定的寄宿地,但中间两年级的学生则游动不定。在一年级以后,只有参加了某个俱乐部,才有固定的地方聚餐。而俱乐部大多为贵族学生垄断,有非常苛刻的准入资格,平民学生被排斥在外,校园成了一个隔离的社会。同时,学生人数扩张到了三千五百人,学校已经大得不便于交流。所以,哈佛校长Abbott Lawrence Lowell把兴建寄宿式的学院当作他任上的一大使命。可惜的是,他的提案不断被有关委员会否决,眼看寄宿学院的方案将成为泡影。然而,1928年的一天,耶鲁的校友Edward Harkness走进他的办公室,给他三百万美元建设寄宿学院。这位Harkness本来也给自己的母校类似的捐助,但耶鲁的拖延让他不耐烦。Lowell则在几分钟之内就接受了这一慷慨的捐助。哈佛董事会也大力支持。于是,Harkness马上把钱加到了一千万,可以用来建立七个寄宿系统(House)。同时耶鲁也利用他的捐助建立了自己的寄宿学院体系,使此制在美国渐渐盛行。

最近的寄宿学院热,则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当时大学过分注重研究、轻视本科生教育的倾向,引起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反思。再加上全球化的竞争,使美国经济高度白领化,制造业不断外包,新一代高中生把上大学视为找工作的起码本钱,带来了空前的高等教育热。各大学为了竞争这一史无前例的生源,也不得不重视对本科生的服务。另外,战后自由派的思想占据了教育界的主流地位,过分强调学生的自由。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发展使许多大学扩张,在庞大的校园中,学生自由自在不受管束,不免荒废青春。九十年代,教育界人士意识到优质的教育要求教授们卷入学生的生活,对之进行及时辅导和监督。所以,要提高本科生的教育质量,就必须创造一个师生接近的面对面的学术共同体,确保学生能够不断得到指导。学生不是现代化工厂的流水线所制造的产品,而是一个发展中的人。教授要对每一个学生都具有个人层面的了解。在这样的背景和教育哲学下,寄宿式大学就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途。

当把学生以三、四百人的规模集中在一个学院中时,学科的概念就打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仅仅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和同吃同住的同学寻找共同话题。阶级的隔阂也打破了:不同背景的学生,必须在有限的空间交流,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丰富别人的人生。师生的关系密切了:教授二十四小时都和学生在一个学院中同住。更重要的是,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界线也消失了,学习和生活一体化了,教育变成了全天候的活动。在没有寄宿制的大学,学生白天上课,下课后等于就和学校脱离。所以有所谓下午四点半学校停运之说(即学生下课,老师回家)。在寄宿制中,哪怕是晚间学校也生机勃勃。教授和学生共餐、请校外知名人士来进行讲座、举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会、集体活动,大家没有一刻不在学习和交流。

最近新兴的寄宿式学院,大部分建于象康奈尔、密西根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这样规模比较大的校园中,目的是在庞大的校园中创造人际互动的小环境,在陌生人的大世界里建立面对面的教学关系。毕竟,美国的大学强调小,强调照顾学生的个人需求。规模大则有批量生产之嫌,很难和精英的大学竞争。不过,一些已经有了寄宿制的精英大学,也追随目前的潮流,对自己的寄宿系统进行改革,使之更有包容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普林斯顿。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都有寄宿制度,但具体的安排又各有不同。哈佛新生第一年在校园中心的哈佛院(Harvard Yard)中寄宿,从第二年起,就分属各“房”(house)寄宿,直到毕业。学生并非不能居住于校外,但绝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住在自己的“房”中,保有一个几百位同学组成的小社区。即使是极少数校外居住的学生,学校也提供特别的聚会地点。耶鲁学生头两年必须在寄宿学院住宿。两年后则来去自由,不过大部分学生还是留在自己的学院中。普林斯顿的寄宿学院传统则短得多,自1982年起才规定新生要住在五个寄宿学院中。不过,到了第三年,他们则必须搬走。因为没有了学校餐厅,有70%的高年级学生就加入了“餐饮俱乐部”。其他人要么在低年级学生的餐厅吃饭,要么在学生中心的餐厅吃饭。

“餐饮俱乐部”虽然是个学生组织,但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传统深厚,影响巨大,成为普林斯顿的标志。许多毕业生六七十岁时回忆起普林斯顿,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餐饮俱乐部”消磨的时光。这种“餐饮俱乐部”最后发展到二十几个,等级森严,都执行着严格的准入资格,并得到校友的慷慨资助。一般而言,历史越久的越有声誉,越不好进。结果,这种“餐饮俱乐部”分裂了校园。一些最富的学生把“餐饮俱乐部”当成自己的兄弟会。他们在校外寻找豪宅作为俱乐部的地点,自请厨师和管理人员。学校的餐厅一年的餐金仅4315美元,但“餐饮俱乐部”的平均餐金则达6300美元。自然,越精英的“餐饮俱乐部”越贵,会员的阶层也就越高。

“餐饮俱乐部”自成立以来就是贵族俱乐部,丑闻不断。许多学生在那里饮酒过度,借酒撒风,闹得不亦乐乎。上个世纪初,普林斯顿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餐饮俱乐部”分裂社会、败坏道德,试图取缔,但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的这一奋斗,建立了他反对特权阶层的声誉,最后帮助他选上了总统。现任普林斯顿校长Shirley M. Tilghman也批评这些“餐饮俱乐部”选择会员以自己的阶层为标准,违反了普林斯顿的精神。一些学生则开始组织抵制运动。

不过,终结这种贵族俱乐部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建立更为彻底的寄宿学院制度。普林斯顿正好刚刚决定扩张,计划在2012年增加五百名学生,使学生总数达到5200人。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寄宿学院。eBay的总裁Meg Whitman作为校友,捐助了三千万美元,学校则以一亿美元的总投资,兴建了Whitman寄宿学院,并在 2007年8月17日开始使用。最重要的是,这一新学院将和另外两个重新组合的学院一起,为那些高年级学生提供住宿的机会,和那些“餐饮俱乐部”展开竞争。目前该学院为高年级学生保留的204个宿舍,已经收到了476份申请,明显供不应求。学校也派高级官员和“餐饮俱乐部”的人员和校友会晤,希望他们合作,缓解他们的抵抗。事实上,这些“餐饮俱乐部”完全在校方的控制之外,是“学生治校”传统的继续,各个财政实力雄厚,有许多校友作后盾。从伍德罗·威尔逊的经验看,一个后来当了总统的校长,也动不得这一既得势力。这一势力的坐大,多少和普林斯顿寄宿制度开始得晚有关。如今的改革,则使普林斯顿的寄宿体系和哈佛、耶鲁渐渐趋同,最终可能使这些“餐饮俱乐部”衰落。总之,在一些庞大的州立大学,寄宿学院通过在大校园中创造小环境,使平民的教育贵族化。有的州立大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建立了荣誉课程,以优厚的奖学金吸引高质量的学生,甚至为这些学生特别建立寄宿学院。在普林斯顿这样袖珍的精英大学,寄宿学院则又把贵族教育平民化。可见,寄宿学院使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接近、融合,在有效地整合着社会。

在1936年受哈佛大学委托而撰写哈佛历史的Samuel Eliot Morison曾这样写道:“书本知识可以通过上课和读书来掌握。但是,只有作为学院这一共同体的一员,和同学及老师都保持着持续、紧密的关系,一起不断地研究和辩论、吃吃喝喝、游戏和祈祷,品格这一无价之宝才能被传授到学生的身上。”(Book learning alone might be got by lectures and reading; but it was only by studying and disputing, eating and drinking, playing and praying as members of the same collegiate community, in close and constant associ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tutors, that the priceless gift of character could be imparted.)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寄宿学院的大学,显然不是完整的大学。

如今,寄宿式大学已经被世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采用。香港中文大学也在中国率先建立了寄宿学院制度。这一有了八百年历史的高等教育体制,在二十一世纪仍将主宰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教育。

《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选载

寄宿

厚仁寄语
WholeRen’s maxim, “Bringing Two Great Nations Together, One Student at a Time”,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its mission to serve the education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families and educators in the USA and China while enhancing those experiences and involving highly repute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is mission is predicated o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student by utilizing the best aspect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precepts, and making the success of the learner the highest priority.
WholeRen aspires to continue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and families benefit from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s available in America, and develop and execute plans and activities that satisfy participants.  WholeRen foresees increased American interest in Chinese experiences and being desirou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and learn in a Chinese environment as well.  Exchanges and visits will be more mutual and involve more American students from middle school through graduate school in China.  There will be an evolving need to create follow-up services, and design support that sustains students and reassures families to insure safe and fulfilling transitions.  WholeRen is creating a network of hon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trusted and networking with partners to round out support and services likely to be needed 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students.
The five key things that really drive results for Wholeren are: student success, satisfied families, feedback from previous clients, requests from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ervices tailored for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大学申请战与社会服务

近几年美国经济转型,制造业没落,服务业崛起,白领工作增加,蓝领阶层乃至工会的势力越来越小。反映到教育上,就是高中生毕业当工人的路几乎没有了,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2005年秋季,预计有1670万新生进入大学,比5年前增长了120万。美国教育部估计,在8年后,这个数据将增加到1880万。根据2000年的人口统计,美国15-19岁的人口,不过2000万出头。1670万新生中,当然包括许多19岁以上的学生,但毕竟18岁是上大学的正常年龄。这么高的新生数字,说明适龄的青年大多数都上了大学,美国正在走向全民高等教育。

美国的各类大学将近4000所,吸收这么多大学生,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精英大学则是有数的。想上大学的人多了,挤进精英大学的路就窄了。这几年大学录取的竞争白热化,各种大学申请咨询公司应运而生。一个考生的大学申请咨询费高达2万美元以上。虽然各大学一再强调多元化、扶助弱势阶层,并在奖学金等方面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但是,由于申请精英大学常常不得不花巨款将自己进行职业包装,穷孩子难以竞争。结果,在精英大学中,弱势阶层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黑人和拉美裔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1/4。但是他们在一流公立大学中仅占11%。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前51所文理学院所占的比例,也从10年前的13%跌到现在的12%。在社会平等这个问题上,精英大学似乎不进反退。一些人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流动将降低,逐渐形成一个世袭的精英阶层,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演化成为一个无其名却有其实的贵族社会。

如果你看看近几年来美国的总统政治,不论是布什还是戈尔,或者是克里、迪恩,全是“常青藤”打造的世家子弟。美国的世袭精英已经形成,恐怕是不争之事实。不过,这些世袭精英,并非像欧洲的旧贵族那样高高在上、完全脱离平民社会。美国的建国之父、第二位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精英的形成过程。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美国的精英却是基于个人的优异品性、在一个开放社会的竞争中自然胜出。现在美国的世袭精英,并不像当年欧洲贵族一样可以继承家族的爵位,而是必须运用家族的经济资源优势,从小对自己进行超强度的训练,保证自己拥有超强的个人素质。换句话说,世袭是一种教育优势的事实,不是社会等级所保障的特权。教育不成功,社会地位就丧失。而在这种精英教育中,对社会的服务,特别是对弱势阶层的服务,越来越被强调。这就培养了世家子弟的社会责任和对下层的了解和同情,多少缓解了贫富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冲突。
在“二战”前,美国被所谓的WASP所统治。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描述的是美国的“建国种族”。那时的常青藤盟校,大多从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了贵族学校(常常是寄宿学校)—“常青藤”这样一条龙的WASP教育体系,保证这个阶层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二战”后,格局大变。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给退伍兵足够的钱受高等教育。许多下层的退伍兵拖家带口地拥进“常青藤”校园。闹得许多传统的知识贵族报怨这些吵吵闹闹、粗俗不堪的退伍兵败坏了校园的高雅气氛,但这些大老粗们却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1960年代,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大学,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平民子弟和WASP子弟能够平等竞争,SAT的高分比显贵家庭出身更管用。特别是各大学强调多元化,采取各种政策向弱势阶层倾斜,种族平权法案也引导学校的录取照顾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优势,如果不属于祖祖辈辈上名校的校友子弟,甚至为了进同一所大学要比穷人或少数族裔的孩子考更高的分才行。这样,“智力阶层”逐渐取代了贵族阶层。

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学竞争的激烈,精英大学的申请者分数越来越高。比如,Pomona College 2005年招收的学生中,有1/3在SAT考试的语文或者数学项目上获得满分。Davidson则有1/4的学生的SAT成绩高达1500分以上(满分为1600)。这还是几个精英的文理学院,不是“常青藤”。哈佛、耶鲁学生的成绩就更可想而知了。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成绩都快到了顶,再看分数录取就已经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课外业绩。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课外业绩的繁忙季节。著名的考试补习公司“普林斯顿评论”,还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中最佳方式》,告诉学生暑假是为上大学打基础的关键时刻。

要了解这些中学生的暑期计划,我们不妨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克莱顿(Jessica Clayton)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几乎到顶。她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等于提前修完一些大学课程,使她获得了上大学后免修这些课程的资格。她每个月在一个中学打两天的义工,并在一个饮料店工作,还是学校越野长跑队和兜网球的队员。不过,当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录取人员告诉她另一个申请者为竖琴作曲、并出售自己的光盘资助慈善事业时,她马上坐不住了。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跑到了秘鲁,帮助当地人油漆学校建筑、收割小麦、组织清理垃圾。结果,2005年她虽然没有进“常青藤”,却被几个精英名校录取。

戴利(Will Daly)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18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2004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时间在那里设计英语课程,又花了3周时间旅行。另一个来自新泽西的高中应届生杰曼(Daniel Germain)则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场,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弗里德曼(Liza Friedman)是来自曼哈顿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她申请时提交的文章写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经验。她还到斯洛伐克和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并由此决定从事非洲研究。她还为国际特赦组织工作过。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几个大学看中,虽然她还在等自己首选学校的录取通知。

不仅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一些更小的学生也开始为了进名校而提前行动。来自纽约州的科恩(Jamie Cohen)年仅16岁,却要到非洲的塞内加尔工作4周,照顾艾滋病患者。然后她马上飞回美国,到耶鲁大学参加青少年艾滋病大会,提出自己的“艾滋病行动计划”。

现在离她申请大学,还有18个月之遥。巴拉茨(Amanda Baratz)是来自加州的一个14岁的女孩,还没有参加SAT考试。不过,这个夏天她要到Georgetown University上一个5周的医学课程,并观察心脏外科手术。

这些努力,无非是针对精英大学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美国的一些高中,甚至把社区服务当作毕业的一个条件。一大批组织暑期计划的公司也应运而生。参加一个暑期计划,到发展中国家当义工,常常消耗一个学生7000多美元。而这个钱不少是这些孩子自己打零工挣来的。一家大学申请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对申请者提出的建议是:上完高一要去当实习生,一年至少打100个小时的义工,并且要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比如在主要的投资银行或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工作过。如果这还不够,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亚洲旅行。

暑期计划毕竟很短,有时不足以建立惊人的履历。这就使“空缺年”计划大为流行。关于“空缺年”,笔者过去有所介绍,就是学生在高中毕业和上大学期间,打一年义工,从事社会服务。美国的孩子想进的大学没有进去,就相当于中国的孩子高考落榜。在中国高考落榜后,要复读,要继续背那几道题。这些美国的孩子,则跑到贫困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到国外旅行,开开眼界,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哈佛大学录取与奖学金部的院长菲茨西蒙斯(Williams Fitzsimmons)承认,有时经过这一年,同样的学生就变成一个更理想的录取候选人。

努涅斯(Cris Nunez)本来就读于新罕布什尔的大名鼎鼎的精英寄宿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但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2004年申请了9所大学全部落选。结果,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到阿拉斯加为红十字会工作,证明自己成熟了起来。结果,2005年再度申请时,原来拒绝他的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不过他决定去Swarthmore College,一个头一年没有申请、但在本科教育上更有声望的学校。佩布莱斯(Mariah Peebles)则是个无可挑剔的高中毕业生,顺利被哈佛大学录取。但是她已经被紧张的学校生活弄得对读书没有胃口,于是决定推迟入学、先参加一年的海外课程:在法国的一个家庭学习法语,到墨西哥学习帆船驾驶,最后到秘鲁的学校和印度的孤儿院打义工。

可想而知,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大多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花得起钱,当然比穷孩子有优势。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花钱积累的这些经历和训练,大多数是在为下层社会提供服务中完成的。一些最热门的暑期计划,就是组织他们去发展中国家扶贫。所以,尽管目前的大学竞争对富家子弟有利,但这些富家子弟只有通过接触和服务下层来培养自己才能有竞争力。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照顾少数族裔,这就更加给富裕的白人学生带来了压力。一位Amhirst College的录取人员公开说:“如果你来自弱势家庭,艰苦奋斗,即使SAT分数低一些,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你机会。如果你是来自富裕家庭,已经在生活中获得了一切能够获得的机会,那么高分本身并不能说服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精英家庭的孩子想胜人一筹,就得加倍努力。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你不是橄榄球明星,不是少数族裔,你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上私立学校的蓝眼睛的白孩子。你得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你特别才行。”

只要大学录取有激烈竞争,中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中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家培养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欧洲是研究性大学的先行者。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开始就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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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必须学什么?

《培养精英》连载

哈佛必须学习的核心课程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的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

这四大目标,则以核心课程的方式显示出来。所谓核心课程,是所有本科生都必须修的基础课,也就是通才教育的主干。哈佛把这些核心课程分为七大领域: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同时,所有本科生还必须修一门写作课并掌握一门外语。

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从上任到离任一直不停地告诫哈佛不要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要落伍。美国高等教育界也普遍有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感到目前大学的教程陈旧,无法适合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必须尽快改革。萨默斯在任上,把改革核心课程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但他很快卷入各种争议之中,最后被教授们逼下了台,核心课程的改革也不了了之。

然而,就在萨默斯下台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由六位教授和两位本科生联合起草的核心课程改革方案迅速出笼。而这一方案比起萨默斯任上提出的方案来,则大胆得多,顿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热点。这个方案最令人瞩目的,是使哈佛成为常青藤中唯一一个把宗教和美国史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学校。

与现有的核心课程相比,这一新核心课程给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知识领域,而淡化在某一具体题目上的深度。换句话说,就是求广不求深。这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大学要为学生面对现实生活做实际的准备,而不仅仅是提供专业知识。根据统计,哈佛只有4%的新生把当大学教授当作自己的事业目标,只有5%的毕业班学生准备读文理学院的博士。哈佛显然不是为培养学究而存在的。

这个方案中最可注意的是两项:宗教与美国历史。方案的起草人,英国文学教授Louis Menand指出:“宗教将在这个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三四十年前我们预料不到的。”据统计,94%的哈佛新生讨论宗教问题,71%参与宗教仪式。于是,理性和信仰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学生必修的领域。学生无论是修“为什么美国人热爱上帝而欧洲人不热爱”,还是修“达尔文讨论班:进化论和宗教”,都能满足这一要求。同时,美国史也被大力强调。诚如Menand所说,时代不同,世界不一样了,但基本的理念并没有变。核心课程就是要向学生传授美国的基本价值。

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实行,还必须看在教授会议上是否能被投票通过。在投票之前,通过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不过,从这个方案,我们还是能够看出美国高等教育的几个动向,值得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注意。

第一,随着科技的发达,大学教育不是变得越来越专,而是越来越博。教育的核心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什么具体的深度知识,而是让他们具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第二,向学生传授道德和价值观念,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七大核心领域中,理性与信仰,道德生活都是直接讨论价值观念的。文化传统与变迁等领域,也与此相关。美国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核心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规范作为粘合剂。

第三,我一向强调大学要尊文史。哈佛的教改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核心的七大领域,只有两个是科学范围的,其他都可归于文史类。可见文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在人家看来,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变成一个良好的公民,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专家,掌握什么具体的谋生技能。这也是大学和社会对学生的最大责任。这种责任,必须通过文史类教育才能完成。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课程过于实用化。名校纷纷设立管理学院,吸引最好的学生,形同工匠作坊。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市场上走俏的专才,而不是未来社会的领袖。在大学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中,非道德化的倾向十分严重,甚至许多人干脆把道德看成是对人性的压抑,不懂得道德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基本责任。这样的教育,很难培养未来良好的公民。我们一天到晚喊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大学的核心使命:基础课程的设置。现在,是把我们的精力转移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上来的时候了。

 

哈佛

厚仁寄语

WholeRen’s maxim, “Bringing Two Great Nations Together, One Student at a Time”,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its mission to serve the education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families and educators in the USA and China while enhancing those experiences and involving highly repute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is mission is predicated o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student by utilizing the best aspect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precepts, and making the success of the learner the highest priority.

WholeRen aspires to continue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and families benefit from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s available in America, and develop and execute plans and activities that satisfy participants. WholeRen foresees increased American interest in Chinese experiences and being desirou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and learn in a Chinese environment as well. Exchanges and visits will be more mutual and involve more American students from middle school through graduate school in China. There will be an evolving need to create follow-up services, and design support that sustains students and reassures families to insure safe and fulfilling transitions. WholeRen is creating a network of hon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trusted and networking with partners to round out support and services likely to be needed 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students.

The five key things that really drive results for Wholeren are: student success, satisfied families, feedback from previous clients, requests from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ervices tailored for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美国大学是否会成为房市后的另一个泡沫

房市触底,人们在问:下一个泡沫是什么?回答是:大学!

本世纪初,当美国经济挣扎地走出IT泡沫之时,有些经济学家就指出:经济的回暖,不过是用房市泡沫代替IT泡沫。其实房市泡沫比IT泡沫更大,崩解起来更可怕。如今,这番预言已经应验 。房市触底,人们在问:下一个泡沫是什么?回答是:大学!

这听起来象是在开玩笑。美国的大学信誉卓著。在上海交大的全球大学排名中,美国大学在前二十名中占据了十七所,在前50名中占据35所。美国大学雇佣了70%的诺奖得主,出产的论文和论文引用率也远远遥居世界第一。如今美国正向知识经济迅速转型,上大学几乎成了就业之必须,使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去读大学,升学战愈演愈烈,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学业越来越不惜工本。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用房市的模式分析美国的大学的话,目前大学的繁荣就是个大泡沫。从下表中,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1978年到2010年消费价格指数(CPI)、房价指数、和大学费用指数的变化轨迹。如果把三个指数在1978年时的水平全都调到100的水平上计算的话,那么到了2010年,消费价格指数就为350上下,房价指数在2006-2008年泡沫顶峰阶段曾高居400以上,但如今已经跌到400以下,和消费价格指数相差并不多,基本上属于合理的水平。但是,大学费用的指数,在2009年就已经超过了1000,并且涨势不减,2010年正大步向1100的水平靠近。当然,这种计算仅仅根据大学的收费标价,并没有考虑到奖学金等等“折价”的因素。不过,Gleen Harlan Reylolds在2010年夏天撰文指出,如果把奖学金的因素考虑进去,美国家庭实际支付的大学费用,自1982年以来也上涨了439%。这基本就是房价泡沫顶端时期的价格水平。《经济学人》则提出另一种算法:过去四十年,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涨6.5倍,但上本州的州立大学的费用(含纳税人的补贴)上涨了15倍,上外州公立大学的费用上涨了24倍,上私立大学的费用上涨了13倍。

房价泡沫之所以越吹越大,关键在于人们相信房价会不停地上涨。一旦这种信心动摇,泡沫就会顷刻崩解。回到2006年,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房市泡沫崩解的预言,但当我对银行提供房贷的人问“房价下落怎么办?”时,对方马上笑起来:“谁告诉你的?房价怎么会下落?!”好象我是个白痴。现在人们谈起大学来,也是这种口气,比如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一生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业外包时代不上大学没有出路等等言论,主宰了媒体。这并非全无道理。比如,在2010年6月,大学毕业生中的失业率是4.4%,非大学生中的失业率则高达10.8%。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种“大学神话”早就提出了挑战。比如,《钟曲线》的作者Charles Murray指出,高科技等等高端产业,需要的不仅是教育,而且是一定的智商水平。达到这种智商水平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有许多人的智商不足以应付大学的学业,但可以成为出色的手艺人,比如木匠、水暖工等等,并且有很高的收入。不考虑人口的智商结构,把全民都变成大学生,把整个经济都白领化,纯粹是异想天开。一些经济学家则用数据分析证明,大学生一生的收入确实比非大学生高得多,似乎上大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是,这是建立在没有把上大学的投入(特别是学债的利息)算进去的基础上的。如果把上大学的投入放到股市,那么几十年后所得到的回报,恐怕比你上大学所获得的回报要高。可惜,这些理论,全都被淹没在公众对大学的迷信中。只要公众深信大学教育会不断升值,只要大学生一生收入比起非大学生来日益拉大的新闻依然主宰媒体,大学泡沫就还会象当年的房市泡沫一样越吹越大。

不过,最近一段时期,大学教育的“消费者”对大学的价值开始有了信心动摇的迹象。《纽约时报》2010年5月底用了相当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配图报道:一位叫Courtney Munna的26岁的女性,在纽约大学本科毕业,学的是宗教与妇女研究,欠下了将近十万美元的学债。她现在当摄影助理,扣除税收、医保等以后的月收入是2300美元。这是她迄今为止拿到的最高工资。每个月除了支付纽约高昂的房租外,还要寄走一张700美元的支票来偿还学债。即使她能永久保持这份工作,并且没有任何意外,剩下的不足一千块钱也仅仅够维生而已。

该报在9月初围绕着学债又发表一篇配图报道,细致描述了学债对两位女性婚恋的影响。一位叫Allison Brooke Eastman,眼看就要披婚纱,但未婚夫在发现她欠了巨额学债后,突然撕毁婚约,并指责她撒谎隐瞒自己的债务。Allison Brooke Eastman十分委屈地说,她一直只知道每月必须支付1100的学债,这是最低的偿还限额。但她从来没有算过自己究竟欠了多少钱,因为想这事让她太压抑。但是,马上到了结婚的大日子,她不得不清理自己的财政状况,最后算出自己竟然欠了17万美元的学债。这笔钱,主要花在本科的摄影专业上。如今她已经31岁,职业是X光片技师和业余摄影师,偿还这笔巨债还遥遥无期。她痛苦地说:“如果说我撒谎的话,我是对自己撒谎,绝不是对他撒谎。因为我实在不想知道我究竟欠了多少钱。”另一位女士叫Kerrie Tidwell,26岁,欠了25万的学债,包括她在伦敦读硕士的费用。不过她要幸运得多。一是未婚夫全力支持,二是自己正在学医,志向是当急救室医生,日后收入不会太低,而且不愁找不到工作。但即使象她这么幸运,婚前也必须接受财政咨询,分清双方的债务责任,以防一旦离婚会形成让前配偶代付学债的局面。

可怕的是,如上这些故事,已经越来越不是个别的极端案例,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Courtney Munna女士痛定思痛,感慨地说:“我确实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当时并没有好好考虑这种教育的债务后果。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把这么好的教育原价退回。”这就好像2006年买了房子的人突然都觉得上当、想把房子尽快甩出手一样。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后果是什么?是房市泡沫的崩解。

不过,学债比起房债来,对债务人的麻烦恐怕更大。房债是可以甩掉的。比如,你2006年花60万买了房子,不需要首付,欠下了将近60万的债务。如今房子的价值跌到了只剩下40万,形成了负资产,即你欠的比你拥有的还多。这时你的理性选择,就是把房子扔给银行,一走了之。你丢了房子,也自动从债务中解脱。银行则堆满了这种贬值的资产,这便是次贷危机的来由。但是,学债是甩不掉的。你不可能把学位证书往银行一扔,说声“学位不要了,债也不还了”就了事。你只要还活着,就得还这笔债。大学的消费者,即学生和家长们,越来越意识到学债的狰狞。所以,一旦他们觉醒,大学泡沫就可能崩解。《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学贷需求有变软之势。消费者已经有了迟疑的迹象。

未来几年,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美国高中毕业生人数将减少。如果日益减少的高中毕业生再被学债吓住、在大学门口止步,那么美国的大学就会陷入严重的生源危机。如果大学没有盲目扩张,学生人数减少倒也无伤大雅。可惜,在前几年的大学泡沫中,各个层级的大学都争相扩张,大兴土木,为此背上巨额债务。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捐款减少,各校捐助资金投在股市中大为缩水,一夜之间从钱多得花不出去到穷得要砸锅卖铁。比如波士顿地区的布兰代斯大学这等名校一度想把名誉卓著的艺术博物馆出售。2009年,常青藤名校达特茅斯因为债务问题,被标准普尔从AAA的财政信誉降格为AA+,Mood’s则把20所大学的财政信誉降格,并对55所大学作出负面展望。这种信誉评定,直接关系到这些大学未来借贷的成本。名校如此,一般的学校则危机更大。难怪一向追捧美国大学的《经济学人》也看到了不祥之兆,称现在美国的大学颇象半个世纪前美国的汽车业。那时美国汽车是世界独霸,没有人敢想象如何能够与之竞争,如今则处于半破产的境地。一旦美国的大学追随美国汽车业的足迹,那么哈佛、MIT汇聚的波士顿,闹不好就可能成为今日的底特律。
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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