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申请战与社会服务

近几年美国经济转型,制造业没落,服务业崛起,白领工作增加,蓝领阶层乃至工会的势力越来越小。反映到教育上,就是高中生毕业当工人的路几乎没有了,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2005年秋季,预计有1670万新生进入大学,比5年前增长了120万。美国教育部估计,在8年后,这个数据将增加到1880万。根据2000年的人口统计,美国15-19岁的人口,不过2000万出头。1670万新生中,当然包括许多19岁以上的学生,但毕竟18岁是上大学的正常年龄。这么高的新生数字,说明适龄的青年大多数都上了大学,美国正在走向全民高等教育。

美国的各类大学将近4000所,吸收这么多大学生,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精英大学则是有数的。想上大学的人多了,挤进精英大学的路就窄了。这几年大学录取的竞争白热化,各种大学申请咨询公司应运而生。一个考生的大学申请咨询费高达2万美元以上。虽然各大学一再强调多元化、扶助弱势阶层,并在奖学金等方面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但是,由于申请精英大学常常不得不花巨款将自己进行职业包装,穷孩子难以竞争。结果,在精英大学中,弱势阶层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黑人和拉美裔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1/4。但是他们在一流公立大学中仅占11%。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前51所文理学院所占的比例,也从10年前的13%跌到现在的12%。在社会平等这个问题上,精英大学似乎不进反退。一些人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流动将降低,逐渐形成一个世袭的精英阶层,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演化成为一个无其名却有其实的贵族社会。

如果你看看近几年来美国的总统政治,不论是布什还是戈尔,或者是克里、迪恩,全是“常青藤”打造的世家子弟。美国的世袭精英已经形成,恐怕是不争之事实。不过,这些世袭精英,并非像欧洲的旧贵族那样高高在上、完全脱离平民社会。美国的建国之父、第二位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精英的形成过程。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美国的精英却是基于个人的优异品性、在一个开放社会的竞争中自然胜出。现在美国的世袭精英,并不像当年欧洲贵族一样可以继承家族的爵位,而是必须运用家族的经济资源优势,从小对自己进行超强度的训练,保证自己拥有超强的个人素质。换句话说,世袭是一种教育优势的事实,不是社会等级所保障的特权。教育不成功,社会地位就丧失。而在这种精英教育中,对社会的服务,特别是对弱势阶层的服务,越来越被强调。这就培养了世家子弟的社会责任和对下层的了解和同情,多少缓解了贫富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冲突。
在“二战”前,美国被所谓的WASP所统治。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描述的是美国的“建国种族”。那时的常青藤盟校,大多从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了贵族学校(常常是寄宿学校)—“常青藤”这样一条龙的WASP教育体系,保证这个阶层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二战”后,格局大变。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给退伍兵足够的钱受高等教育。许多下层的退伍兵拖家带口地拥进“常青藤”校园。闹得许多传统的知识贵族报怨这些吵吵闹闹、粗俗不堪的退伍兵败坏了校园的高雅气氛,但这些大老粗们却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1960年代,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大学,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平民子弟和WASP子弟能够平等竞争,SAT的高分比显贵家庭出身更管用。特别是各大学强调多元化,采取各种政策向弱势阶层倾斜,种族平权法案也引导学校的录取照顾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优势,如果不属于祖祖辈辈上名校的校友子弟,甚至为了进同一所大学要比穷人或少数族裔的孩子考更高的分才行。这样,“智力阶层”逐渐取代了贵族阶层。

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学竞争的激烈,精英大学的申请者分数越来越高。比如,Pomona College 2005年招收的学生中,有1/3在SAT考试的语文或者数学项目上获得满分。Davidson则有1/4的学生的SAT成绩高达1500分以上(满分为1600)。这还是几个精英的文理学院,不是“常青藤”。哈佛、耶鲁学生的成绩就更可想而知了。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成绩都快到了顶,再看分数录取就已经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课外业绩。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课外业绩的繁忙季节。著名的考试补习公司“普林斯顿评论”,还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中最佳方式》,告诉学生暑假是为上大学打基础的关键时刻。

要了解这些中学生的暑期计划,我们不妨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克莱顿(Jessica Clayton)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几乎到顶。她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等于提前修完一些大学课程,使她获得了上大学后免修这些课程的资格。她每个月在一个中学打两天的义工,并在一个饮料店工作,还是学校越野长跑队和兜网球的队员。不过,当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录取人员告诉她另一个申请者为竖琴作曲、并出售自己的光盘资助慈善事业时,她马上坐不住了。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跑到了秘鲁,帮助当地人油漆学校建筑、收割小麦、组织清理垃圾。结果,2005年她虽然没有进“常青藤”,却被几个精英名校录取。

戴利(Will Daly)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18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2004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时间在那里设计英语课程,又花了3周时间旅行。另一个来自新泽西的高中应届生杰曼(Daniel Germain)则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场,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弗里德曼(Liza Friedman)是来自曼哈顿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她申请时提交的文章写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经验。她还到斯洛伐克和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并由此决定从事非洲研究。她还为国际特赦组织工作过。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几个大学看中,虽然她还在等自己首选学校的录取通知。

不仅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一些更小的学生也开始为了进名校而提前行动。来自纽约州的科恩(Jamie Cohen)年仅16岁,却要到非洲的塞内加尔工作4周,照顾艾滋病患者。然后她马上飞回美国,到耶鲁大学参加青少年艾滋病大会,提出自己的“艾滋病行动计划”。

现在离她申请大学,还有18个月之遥。巴拉茨(Amanda Baratz)是来自加州的一个14岁的女孩,还没有参加SAT考试。不过,这个夏天她要到Georgetown University上一个5周的医学课程,并观察心脏外科手术。

这些努力,无非是针对精英大学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美国的一些高中,甚至把社区服务当作毕业的一个条件。一大批组织暑期计划的公司也应运而生。参加一个暑期计划,到发展中国家当义工,常常消耗一个学生7000多美元。而这个钱不少是这些孩子自己打零工挣来的。一家大学申请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对申请者提出的建议是:上完高一要去当实习生,一年至少打100个小时的义工,并且要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比如在主要的投资银行或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工作过。如果这还不够,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亚洲旅行。

暑期计划毕竟很短,有时不足以建立惊人的履历。这就使“空缺年”计划大为流行。关于“空缺年”,笔者过去有所介绍,就是学生在高中毕业和上大学期间,打一年义工,从事社会服务。美国的孩子想进的大学没有进去,就相当于中国的孩子高考落榜。在中国高考落榜后,要复读,要继续背那几道题。这些美国的孩子,则跑到贫困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到国外旅行,开开眼界,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哈佛大学录取与奖学金部的院长菲茨西蒙斯(Williams Fitzsimmons)承认,有时经过这一年,同样的学生就变成一个更理想的录取候选人。

努涅斯(Cris Nunez)本来就读于新罕布什尔的大名鼎鼎的精英寄宿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但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2004年申请了9所大学全部落选。结果,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到阿拉斯加为红十字会工作,证明自己成熟了起来。结果,2005年再度申请时,原来拒绝他的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不过他决定去Swarthmore College,一个头一年没有申请、但在本科教育上更有声望的学校。佩布莱斯(Mariah Peebles)则是个无可挑剔的高中毕业生,顺利被哈佛大学录取。但是她已经被紧张的学校生活弄得对读书没有胃口,于是决定推迟入学、先参加一年的海外课程:在法国的一个家庭学习法语,到墨西哥学习帆船驾驶,最后到秘鲁的学校和印度的孤儿院打义工。

可想而知,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大多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花得起钱,当然比穷孩子有优势。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花钱积累的这些经历和训练,大多数是在为下层社会提供服务中完成的。一些最热门的暑期计划,就是组织他们去发展中国家扶贫。所以,尽管目前的大学竞争对富家子弟有利,但这些富家子弟只有通过接触和服务下层来培养自己才能有竞争力。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照顾少数族裔,这就更加给富裕的白人学生带来了压力。一位Amhirst College的录取人员公开说:“如果你来自弱势家庭,艰苦奋斗,即使SAT分数低一些,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你机会。如果你是来自富裕家庭,已经在生活中获得了一切能够获得的机会,那么高分本身并不能说服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精英家庭的孩子想胜人一筹,就得加倍努力。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你不是橄榄球明星,不是少数族裔,你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上私立学校的蓝眼睛的白孩子。你得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你特别才行。”

只要大学录取有激烈竞争,中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中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家培养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欧洲是研究性大学的先行者。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开始就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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