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薛涌去留学》:怎样留美

这本书,说了许多留学的坏话。不要搞错:我一向主张有志的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的人都尽可能去留学。我自己就是留学的受益者。但是,我们都知道“丑话说在前面”的道理。我相信,读完这本书,有些人(特别是家长)会变得更加审慎,会修正自己或孩子的留学计划,甚至推后行程、多做些准备。也有些人,会变得暴怒。这两种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前者会使自己或孩子日后的学业和事业受益。后者的生气,则是从内心的挫折感中而来。他们的这种挫折感不会马上消失,甚至会伴随其终身。也就是说,他们会不停地生气。现在趁着年轻,也该好好适应一下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一个受留学之益的人,要说留学的坏话?因为作为“过来人”看得很清楚:留学并不属于所有人。现在则是一窝蜂的留学。在未经筛选的留学生中,恐怕只有少部分人适合留学。

留学的远祖,大概可以追溯到玄奘取经了。那是必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伟业。到了现代社会,交通便利,留学不再如同“上西天”一般地可怕。但是,留学仍然意味着要跨越巨大的语言、文化的鸿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在本土难以获得的教育。这对于一个人的品格、毅力、智能、知识,都是一个全面的挑战。如今,许多学子在本国用自己的母语都读不好书,外语上也没有充足的准备,拍拍脑袋跟风去留学,这当然是白白烧钱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支付留学费用。但是,有钱的结果,也使留学变得越来越象是消费。似乎教育就是珠宝店中的一根项链,花钱就能搞定。而且钱越多,买到的货色就越好。

可惜,哪怕是在最讲究市场机制的社会中,教育在本质上也不是消费。或者说,作为消费的教育不是好的教育。在八十年的出国热之初,中国人兜里没钱,但出去留学的大多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当大家没钱的时候,就必须依赖学业上的筛选。那些秀异之士,国外的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否则连签证都签不出去。拼爹也没用。许多农民的孩子,就是靠自己的学业留学的。如今,美国的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困境,指望着中国家长慷慨的学费维持,不断降低录取标准。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了:过去是我们可怜巴巴地等着别人挑选,现在可牛了,是我们挑选别人!是我们来决定把钱花在哪个学校。

事实上,那些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国家长的腰包的选择的学校,多是质量相当差的学校。这些学校走到这步田地,恰恰说明它们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缺乏基本的竞争力,本应被淘汰掉。中国家长的腰包,使这些学校得以苟延残喘。但其代价是不断地降低录取标准,接受素质越来越差的学生,教育水平每况愈下。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烧了几年钱,拿了一张形同废纸一样的毕业证书回来,立即从海龟变成海带。其实,大家凭常识想想就应该明白:把教育当消费,如同购买文凭。当文凭可以购买时,文凭还是文凭吗?还管用吗?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国外的教育情况不了解,有若干人从西太平洋大学等等购买了文凭,回国招摇撞骗。如此把戏早被揭穿。现在家长们花钱就能帮孩子搞定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也大多来自合法的大学,但这种大学是什么质量?教育出来的是什么学生?这点公开的秘密还能指望国内的用人单位一点也不知道吗?

最糟糕的是,消费式的留学,会成为鼓励坏品格发展的机制。

时下中国流行批判应试教育,批判高考。称升学压力让孩子发展畸形,越学越傻,“减压”之声响成一片。我无意为现行制度辩护。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一直著书立说,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甚至为此还背上了“只批判不建设”的恶名。最近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就是立足于“建设”,希望在应试教育之外为下一代提供一条另类道路。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批判应试教育,不要成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庇护所。我发现:有些孩子不是不喜欢中国的教育,而是不喜欢教育。“制度害死人”是他们不读书的借口。去美国多酷呀!谁不想去美国?怎么去?这些孩子从家长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找到了答案:要想去美国,就必须证明自己是中国式教育的受害者,根本学不好。于是,他们该努力时也不努力,一定要让家长绝望。最后,家长一着急就让孩子出国了。留学于是就成为对懒惰的奖励。

其实,对于不想读书的孩子,留在国内家长还有管教的可能;出了国则如断线的风筝,更是难办。因为外面的情况很自由。对肯努力的孩子当然提供了无限的施展天地,对于混日子的孩子也提供了混日子的天堂。最近我给一位家长写信,谈起漂在外面的断了线的风筝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在大学教书,每天都碰到这样的情况:好学生一天到晚往我们办公室跑,讨论问题动辄一小时,写了论文反复改,毕业时我们又费心费力给写推荐信,时间全花在这几个人身上。糟糕的学生,上课都不来,今天外婆死了,明天奶奶死了,后天爷爷死了。上了不到半学期,家里的老人都不够死的。就是为了不来上课,最后老师连人都不认识。这么混四年,学了什么?他们跟那些好学生缴一样的学费呀!把不肯用功的孩子送出去读大学,他不肯上课你都不知道。美国大学保护学生隐私。家长支付学费,孩子是否上课?表现如何?不能问,家长问了我们也不能告诉他们。孩子是成人,有隐私,受法律保护。所以,家长一年几万刀,孩子天天和教授说奶奶死了,外婆死了,爷爷死了。还好,还没有说自己的爹妈死了的。唉,这种事情,当老师的恨都恨不过来

这不是我在瞎编。美国学生,读小学时不完成作业,就说作业被狗吃了。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到了大学,则往往拿爷爷奶奶开刀。一位教授为此还写了篇调侃的论文,声称年轻人上大学会导致巨大的家庭悲剧,使爷爷奶奶们危在旦夕。他还有鼻子有眼地拿出了统计数据,特别指出那些分数低的学生,爷爷奶奶的死亡率高出同龄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好几倍,也远远高出全优生的爷爷奶奶的死亡率。有时我万般无奈,学期开始时就讲这篇论文的数据,并问学生:“谁家老人快顶不住了?现在告诉我,让我有所准备。”学生算是知道我这位“老外”很懂他们那一套,上完一学期经常没有祖辈死亡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忍不住开玩笑,要自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

我和家长讲这些,目的告诉大家:别以为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很糟糕、一到美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是问题一大堆。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现在的孩子确实受教育制度之害,但塑造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制度还不如现在。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蒂,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有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些问题,换换环境、随着成长就自然消失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凭侥幸心理办事,最后很少有好的结果。不错,孩子的许多问题确实会随着年龄消失。这叫。但这种成长,是在不断面临真实的生活、不断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的过程中完成的。太多的家长,给孩子创造了一个假环境,让他不必面临自己的责任,乃至越懒惰得到的奖励越慷慨。这还怎么成长?书读不好,就上不了大学。不想读书,就去做工。这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中真实的责任。美国有个著名的,社区大学出身。他高中毕业后不想读书,当了工人。一次去了这个社区大学(Dean College,附属于我们学校)看同学,跟人家一聊,突然想读书。他属于长大后突然懂事的那种。但那是怎么懂的事?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懂的。怎么让不肯读书的孩子知道用功、珍惜家长们为他们的付出?是送他们去富士康做工,而不是留学。

以上,就是我关于留学的坏话。细节当然复杂得多,全在书中各个章节中,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不过,有些读者、朋友、甚至本书的编辑,都在不停地问:既然你主张大家留学,自己也是留学的受益者,难道不能也讲点留学的好话吗?难道不能提供些正面的帮助吗?

其实,留学的好处明摆在那里,否则就不会有当今的留学热。好话实在用不着我说。我想要有些建设性的贡献,还是帮助大家理解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怎样的准备,才能从留学经验中获得这些好处。我刚刚筹建的“薛涌留美预科”,也正是以此为目标的事业。

我在美国读书教学近二十年,后来也写了一系列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书。最近留学热升温,中介生意火爆,许多朋友敦促我利用自己的知识涉入此业。最终,我经过反复考虑后拒绝了这样的诱惑,而开起了“薛涌留美预科”。为什么要这么选择?首先,中介业越繁荣,留学就越容易方便,留学的门槛就越低。想想看,当年玄奘取经是多么艰辛。别的不说,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付出那样的牺牲的人,本来就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把俗众都挡在外面。我们当然不必把留学抬高到玄奘取经的高度,但留学仍然需要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如今资讯如此发达,大部分留学的信息都在网上。一个自己连国外大学的基本情况都摸不出个线索、申请也不会作的人,适合留学吗?

另一方面,中介业使留学变得“容易”,大家却忽视了留学最重要的条件,即语言和学术上的准备。语言是留学的基本媒介。语言不过关,出去干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学生还特别看重牌子,一门心思要上名校,不惜托中介伪造各种证书、文件。但是,到一个哪怕是二流的名校读本科,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页。有几个学子在出去前测验过自己的阅读量?完不成课程的阅读,表现自然差。这不仅将体现在成绩单上,毕业时还很难找到教授写推荐信。而毕业后无论是求职还是继续升学,往往都需要三封推荐信。在美国,你恐怕很难找到中介公司给你伪造了。怎么办?在美国找工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会让你出示毕业文凭、学位证书等等。那些都不过是个摆设。但是,几乎任何像样的机构,录用人才都会认真阅读推荐信。没有这三封信,本科的钱白烧了。而我在和中国家长、学生们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许多家长和学生办留学之盲目,仿佛是自己被人卖了,还欢天喜地地帮助人家点钱。

“薛涌留美预科”,不过是希望帮助下一代走有效的留学之路。所谓有效,是根据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个人和周围的许多朋友,都是留学的过来人。路子走得比较顺。我们当年没有谁用过中介,都是自己闯出来的。但我们都拿了全奖,读了名校,日后走上了比较满意的事业之途。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那种出去靠全奖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已非主流,并不值得全盘模仿。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多少值得年轻一代参考。下面就以我们的经验,讲一讲留学的基本准备。

留学的成败,说到底还要看个人素质和知识及语言的准备。在知识准备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大部分留学生所学的专业都超出了我个人的领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语言准备。而语言准备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阅读。为什么?如上所述,你一旦进入一个稍微像样点的美国大学,一周的阅读量至少要页!这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个观念是:中国人学英语最大的毛病是学“哑巴英语”。已故英语教学泰斗张道真先生就这么认为,并称“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开头必须要抓听说,如果不抓听说就全盘皆输。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英语前前后后多少亿人,但是真正学好的只是少数,原因就在于都没有抓听说。你学一个语言,不会听,不会说,语言记不住,很快就忘了

从我留学的个人经验看,这是中国人对英语学习最大的误解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学英语是为了去接受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不是给外国人当导游。在留学生涯中,除非你学理工科、或音乐、艺术等专业,你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阅读,而非跟人说话。张道真所谓“听说领先”的根据,是没有听说就没有交流。可惜,交流并不限于口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的革命,至今还界定着我们的文明。当今最高层级的学术和文化交流,还是在书面上。留学就是去读书。读书首先要“读”,要认字。美国的大街上有的是英语听说很流利的无家可归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读大学。我则学的是“哑巴英语”,到美国下飞机出了海关第一句话,就是对长途汽车站的卖票小姐说:“我要去纽黑文。”对方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还是马上读了耶鲁的研究院,多少算是学有所成。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年上课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但是,靠着阅读方面比较充分的准备,大致能应付指定书目,写出比较好的学期论文,受到教授的注意。第二年听说渐渐开窍,上课时开始发言。而即使发言,也是语法错误百出,语音离谱儿。此时还是靠着充分的阅读,能做到言之有物,乃至班上的师生都能耐心听我说完。我也亲眼见过英语流利得出奇的美国同学,上课夸夸其谈,半截就被教授打断,后来居然被踢出课程。

这并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要在突破语言障碍时分清主次。现在年轻一代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接触的海外语言图像媒体比较多,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听说已经比我们那一代好得多。如果我的“哑巴英语”出去尚能适应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博士课程,他们的听说不应该成为留学的主要障碍。问题是,他们是否具有我当年那尚还很不过关的阅读基础?遗憾的是,网络时代容易让年轻人忽视阅读,在学外语上也不例外。从我接触的学子来看,他们绝大部分在阅读上赶不上我出国时候的水平。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听说训练非常依赖环境。你在语音室里练的半天,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经常和人们用英语口头交流,所学的技艺马上荒疏,大量精力被浪费。所以,听说的提高,最好留在出国以后。阅读则不同。阅读只是你和书的关系。不管是坐在哈佛的图书馆读,还是蜗居在北上广的斗室里读,效果并没有区别。如果不断地用英语学习知识、吸收信息,那就会随学随用,事半功倍。另外,阅读的基础好,词汇丰富,语法扎实,则日后在英语环境中听说的提高也会快得多。

总之,听说训练是个高度“环境依赖型”的学习过程。在美国的语言环境中训练要有效得多,在国内练听说经常造成很大浪费。读写则不太依赖这样的语言环境。如果有良师指导,在中国学习读写,比在美国学并无劣势。

在明确了主攻阅读的重点后,我们就要在阅读中训练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缺乏,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学生的最大弱点。矫正这样的弱点,最好的起点莫过于分析性地阅读。要知道,有“美国高考”之称的,分阅读、写作、数学三部分。其阅读,正式的名字原来叫词汇(Verbal),现在改为“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可见主考部门意识到,大学水平的阅读,主要不是词汇问题,而是“批判性”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突击背单词、培训应试技巧来在短期内提高成绩。但是,如果在阅读过程中丧失了“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那无疑是舍本逐末,进入大学后同样难以适应。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对此深有体会。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许多学生只是阅读,而不是批判性地阅读。他们习惯于把教材当作权威,要把里面的事实都记住,以为这样考试就能通过了。可是,在我课上的阅读测验中,他们往往犯很简单的错误。比如,经常把作者引述的观点(甚至作者批判的观点)当成作者的观点。他们习惯于传统教科书中的“单声道”,好象书里陈述的一切都是来自一个声音。殊不知,大学的阅读,多是“多声道”:讲一个问题,作者经常引述多种意见,比较其得失,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教授在讲课时,也往往旨在帮助学生比较多种意见,分析其中的得失,然后形成自己的意见。这包括对作者的论断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非全盘接受。

这些看似简单,却是中国学生最经常面临着的陷阱。中国的学生总抱着“等着老师讲”的心态来上课,而且总觉得书上讲的东西就是需要记住或者掌握的。想想也不奇怪:在中国上课,总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而且老师在提问之前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会根据学生是否“答对”来打分。考试也不过是这种回答问题的书面形式而已。教科书里写的东西,都是属于“正确答案”之列,最好是倒背如流。学生们最关心的,自然是老师究竟要我们记住什么。与此相对,在美国大学的讨论班里,往往是学生提问。老师很难预料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更未必知道问题的答案,经常只是提供一些回答问题的参考性线索,并鼓励其他同学提出意见。记得刚到耶鲁时上一个社会学的讨论班,一位长得象个高中生似的小女孩儿,上来就大批指定阅读数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简单化”,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看到被自己敬若神明的名著被如此不恭敬,我心里暗暗叫苦:“你们这些毛孩子知道韦伯是谁呀?”再看教授,丝毫没有为韦伯辩护之意,反而肯定了学生们的许多观点,最后问大家:“韦伯简单化是否有意义?”于是把讨论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师往往根据学生提问的深度来对之进行评价。老师关心的,不是学生记住了什么,而是学生有什么想法、怎样发展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否能经受得住逻辑和事实的考验、是否和自己的思想预设有冲突

我在《北大批判》中,曾呼吁中国的大学多开这样的讨论班,少上满堂灌的大课。当时国内有些研究生写信对我诉苦:我们学校也开了讨论班,可惜还不如大课。老师和学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经常是一个人漫无边际地乱讲,大家摸不着头脑可见,所谓批判性思维,不是说有就有。必须经过潜移默化的训练。之所以称其语文部分为“批判性阅读”,就是因为阅读是训练批判性思维的良好渠道。

所以,我们的阅读学习过程,是把语言训练和思想训练合为一体。这首先要以学生的能动性为核心。与等着老师讲课不同的是,学生面对阅读材料,要自己查生词、厘清语法结构、理解基本的文字意思。当学生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或有某些疑惑时,教学过程才正式开始。

这一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步骤: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

发现问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其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学生必须自己发现问题。老师不会从头到尾地讲课文,只是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疑难,并从这些疑难中发现学生学习中的盲点,以深入引导学生关注种种被自己所忽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找出来似乎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事实上,许多学生首先在这里被绊住。

为什么在自己不懂的地方不提问?我在教学中碰到两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个主要是态度和习惯问题:阅读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不上心、不觉得发现问题是自己的责任、习惯于等着老师讲。这就是许多学生对不懂的问题视而不见。我在大学上课时有时会走到一位表情木然的学生面前问:“你对书上这段讨论有问题吗?”对方摇摇头。“那么你理解了吗?”对方又摇摇头。“既然不理解,怎么又会没有问题呢?”对方的头再也摇不动了。对于许多如此疏忽的学生,我们只能向他们提问,在他们无法回答时质问他们为什么在不懂的时候还不提问,以改变其思想懒惰的习惯。另一个现象是,许多学生习惯于似懂非懂,没有勇气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明明是语言没有理解,但这些学生总怀疑自己意思没有理解,怕显得傻儿不敢提问。这种在求知过程中被吓倒的情况,往往导致学生在糊里糊涂中不懂装懂,最终永远也学不会。

在学习过程中提不提问题,直接关乎学习的效率。我们总说有某某聪明,某某笨。其实,同样的学生,同样的智商,带着问题学的学生最聪明。如果你一直思索一些问题,并拼命从阅读中寻求答案,或者阅读过程不断激发你的问题,你读书就如饥似渴,一旦找到答案,就终身不忘。你不带着问题学,阅读如同过眼云烟,激发不了你的热情,久而久之,就会慢慢被别人远远抛在后面。有些学生总是奇怪:别人怎么记忆力超强?我怎么什么都记不住?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别人带着问题学,在遇到一个单词或句法结构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心理期待,会撞击出火花。不带着问题学的,碰到的问题都不觉得自己碰到了,不懂的地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不懂。这怎么可能记得住任何东西?

青春期是自我形成的关键期。这种自我形成,就是在不断地追寻内心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没有“问题性”的人,就是个缺乏自我的人,是个心灵残缺的人,还谈何“批判性思维”?所以,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是阅读的首务。

界定问题:发现问题,仅仅是提问训练的第一步。发现问题还远远不够,接下来必须界定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许多同学经常在来信中列出一句话问:“老师,这句是什么意思?请解释。”还有些同学,干脆说“这一段全不懂,请解释。”这是最懒、也最不负责任的提问方式。我布置的阅读全是英文媒体的原版,有些确实很难。但是,学生不太可能一句什么都不懂。那么究竟是语法不懂还是词汇不认识?我从来都要求学生遇到生词自己查。但查了后还不懂吗?或者说,是语言似乎都懂了,但意思还是不懂?再比如,一段中出现两组概念,是否其中的一组明白,另一组还很困惑?总之,学生要学会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一番自我分析。通过对自己问题的界定和分析,学生对这个问题智力和情感投入多了,一旦获得解答,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印象更深刻,不会轻易忘记。

表述问题:当把自己发现的问题界定清楚时,提问的过程基本完成。这里就开始了表述这一步。这涉及到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必须知道怎么让老师了解自己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必须想办法用最为有力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界定出来的问题形成书面语传达给老师。有些学生在这里还可以锦上添花,不仅清晰的表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也能把自己的问题的意义也阐发一番。要知道,许多水平相当高的学术论文,最终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作者通篇在论述自己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的理解力引向什么层面。更不用说,这种表述问题的训练,就是写作中的思维训练。

写作是最难的。一般而言,学生跟我学了两三个月后,才能慢慢进入写作。写作的训练,需要从阅读训练中引入。

曾有位家长找到我。她听录取她女儿的美国寄宿学校的校长说:中国学生写作都不太好,来之前最好找个美国人补补写作。所以就让我教写作。但她不理解,我为什幺要首先集中精力功阅读。

其实,这是在美国学校里经常听到的抱怨。这个问题太普遍了。但关键要看问题在哪里。那些美国的校长、老师往往不了解中国教育的情况,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原因。

我归纳一下,写作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内容。中国学生,大部分都卡在这里。平时上课就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写作。我们的教学,虽然是阅读,其实最终目的是写作。你脑子里必须有内容,有想说的话,才有的可写。要做到有话可说,就必须从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开始。中国的课堂,不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而是换过来,老师问学生问题,学生站起来回答。大家紧张得很:答对了吗?生怕被老师抓住。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抓坏蛋的警察角色。美国许多课,往往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让老师来解答。整个反过来。老师要通过学生提问的质量判断其水平。你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怎么能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写的?老师的回答,也往往是参考性意见。好的学生会进一步追问,甚至和老师辩论。走到这一步,写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美国大学教授有时会这么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你不懂什么,而是你懂什么,你的新见在哪里。想想不是也很自然吗?考试就是要抓住你不懂什么。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懂许多东西。但不妨碍这些有许多事情不懂的人成为乔布斯、盖茨、诺奖得主。你的成就,最终要以你懂什么来界定。所以,写作归根结底还是个教育观念的问题,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会自然体现出来。

第二个部分是叙述。任何写作,都有个叙述策略。不同文体,表达思想的格式有所不同,寻找的证据也不同。比如论文(Thesis)和散文(Essay)就非常不一样。各种语言,在这方面大体守着一个规律。比如你怎么提出你的论点,怎么发展和支持(用各种证据)你的论点,怎么说服别人。这是我在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要开始教的。当然,这也好看学生的素质。有的学生快一些,有的学生则要多读多,多和老师互动才行。

第三部分,则是具体的句子表达和语法。这方面,我可以教一些,但最终要交给母语的人讲。好在是这方面最技术性,相对好办些。你在这方面犯些错误,美国人不会太在乎。我每天说话都充满语病。但美国人判断你的思想是否有价值,不会根据你的语法、口音。他们要看你有什么思想,怎么叙述。所以,写作主要是前两部分的事情。第三部分,只能在长时间内慢慢精化。

总之,写作仅仅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思想,谈不上写作。哪个作家是写作班训练的?道理就在这里。教育过程很复杂,写作需要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进入。就象思想训练一样。我不能宣布今天开始思想训练,然后拿出具体的课程。思想不能通过思想技巧之类的课程训练出来。思想是在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写作也是如此。许多学生已经开始用英文和我通信,每次都在写。日后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过程。

留美的第一步要在国内走。这一步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训练,以及语言训练所承载的批判性思维。而我说的语言训练,重点在阅读和写作。先抓听说乃舍本逐末。你听说不行,甚至连上街买东西、旅行都有困难,这其实并不可怕。在外面时间久了就能适应。我当年就那样。你不会因此不及格。但是,你完成不了阅读,才是个大危机。这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留美时碰到的最大危机。“薛涌留美预科”就是希望帮助学子们避免这样的危机,或者真正面临这样的危机时有足够的准备和训练来应付。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本书的名字则叫“跟着薛涌去留学”。这里的意思是:我指出的道路并非唯一的道路。但我毕竟见过许多许多走迷路的人,知道有些看似诱人的路其实充满了陷阱,不该走也不能走。我指给大家的道路,是自己走过的,受益匪浅的,而且也是许多人都走过并且成功了的。这路也许看起来不那么好走,但毕竟可靠的、通往目的地的。留学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我鼓励学子们有为人之不敢为的勇气,并不反对大家探险去寻找新路。但是我也深信:虽然留学的具体条件随着时代变了许多,但其核心实质并没有变:留学,依然是跨越语言、文化的严峻挑战,成功者往往是那些准备充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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